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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湧入社群媒體,為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國醫生組織捐贈。工人們走上街頭,要求賠償封城數週造成的失業損失。年輕的公民記者們在YouTube上呼籲言論自由。
新冠病毒的暴發將中國的年輕人動員起來,向一代人發出了行動呼籲,這是對執政的共產黨的議程近乎順從的一代。
只要黨提供就業機會、保持社會穩定和向上流動性,在一種心照不宣的威權主義交易中履約,許多中國年輕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願意放棄政治自由。新冠病毒現在已暴露了這種交易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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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許多憤怒不安的年輕人,正在反擊政府試圖掩蓋失誤、拒絕讓民間社會提供幫助的努力。
一些人已公開站出來討論遮掩的代價,將矛頭直指審查制度以及對吹哨人噤聲的做法。一些人通過組織志願者和抗議活動,來考驗共產黨對獨立團體的敵意。還有一些人通過揭露公眾捐款首先流向政府部門而不是醫院,來試圖追究政府支持的不透明慈善機構的責任。
這場疫情喚醒了一代人,其後果可能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或2008年金融危機的界定性效應,並可能破壞中共賴以生存的社會穩定。
「我覺得最近的這一次來說的話,有一些人意識到,我愛國,但是我批評不代表我不愛國,」34歲的北京居民漢娜·楊(Hannah Yang)說,她在加密即時通訊應用Telegram上建了一個人數超過1.4萬人的群,把被刪的文章和社群媒體帖子的截屏發到這裡。
「將來某一天,一定會有一個關於最近發生了什麼這樣的narrative(敘事),」她說。「至少可以讓別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隨著病毒繼續在全球蔓延,許多國家的年輕人肯定會面臨類似的問題,如對政府的信任、經濟保障、生活方式等。
但這些問題在中國有著特殊的共鳴,因為這代人對中國在共產主義革命後幾十年裡的貧困和動盪基本上是陌生的。
與發動了導致政府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的民主抗議活動的大學生不同,這一代人是在經濟快速發展、充斥著官方宣傳的環境中長大,他們對現狀幾乎從未表現過不滿。
本月,北京的一些就業者已返回辦公室,但即使生活在逐步恢復正常,仍一些人也在質疑現狀,質疑對他們政治上順從的預期。
本月,北京的一些就業者已返回辦公室,但即使生活在逐步恢復正常,仍一些人也在質疑現狀,質疑對他們政治上順從的預期。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未來幾個月將檢驗中共是否能夠減輕年輕人新產生的擔憂,以及這種壓力是否會逐漸化為更廣泛的不滿,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中國最近在遏制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幫助重新點燃了民族主義狂熱——儘管政府採取了嚴厲的封城和旅行限制措施。如果中共能夠迅速重啟經濟,而同時義大利和美國等國在恢復日常生活上困難重重,中共推銷的那種強大的集權國家可能會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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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新冠病毒大流行引發全球經濟衰退,減少對中國商品的需求,結束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增長的話,人們對中共的不滿可能會加劇。由於政府遏制病毒的措施可能引發中國經濟自1976年以來的首次收縮,許多年輕人已經開始擔心自己的就業前景。
「這一事件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是痛苦的、破壞性的,這促使他們反思自己的經歷和未來的前景,」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家周雪光說,他曾寫過有關中國政府的文章。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信誓旦旦要保護工人,讓工廠重歸正軌。他的政府正在加大民族主義的宣傳,將其應對疫情的做法描述為其他國家的榜樣。而且,政府還在壓制不同意見,打擊那些將武漢危機未經過濾的報導分享給公眾的公民記者,以及像直言不諱的地產大亨任志強這樣的批評者(他稱習近平是渴望權力的「小丑」)。
儘管如此,這場疫情給中國帶來的創傷不會輕易消失,它在中國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
28歲的卡羅爾·黃(Carol Huang)以前在很大程度上對政治漠不關心,接受大多數人似乎支持中共和習近平的現實。
北京的一個大螢幕播放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視察武漢的新聞。大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將中國應對新冠病毒的做法描述為其他國家的榜樣。
北京的一個大螢幕播放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視察武漢的新聞。大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將中國應對新冠病毒的做法描述為其他國家的榜樣。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最近,黃女士在社群媒體上與中共的支持者展開爭論,並為批評政府應對疫情做法的中國記者進行辯護。黃女士來自疫情暴發的華中城市武漢。
「政府認為,『要麼聽我的,要麼完蛋』,」她說,「沒有中間選擇。這就是我在社群媒體上試圖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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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上還有人用不這麼直接的方式削弱共產黨的敘事(據官方統計,中國互聯網用戶近一半人的年齡在30歲以下)。
一些人,像北京的楊女士,建起了「網路墓地」,專門收集被政府審查人員從互聯網上刪除的有關新冠病毒的報導和評論。幾所大學的學生們在社群媒體上發起了大規模活動,為武漢的醫院募捐,轉發醫生和護士描述醫院物資短缺情況的求救信息。
幾名精通技術的志願者分析了來自武漢紅十字會和武漢市慈善總會的數據,這兩家政府支持的慈善機構控制著人們幫助抗擊疫情的捐贈。他們發現,這兩家機構撥付給政府機關的資金和口罩比給醫院的多,他們在社群媒體上公布了有關細節。
北京一名參與了紅十字會數據分析的志願者說,他們做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是環境驅使:全國範圍內的出行限制迫使人們待在家裡,盯著來自武漢的新聞和社群媒體報導,讓人們無法忽視呼救的聲音。
「武漢人民給了包括我在內的旁觀者很大的勇氣,」這名志願者說。此人平時的工作是教師,由於擔心政府報復,要求不具名。
北京和其他城市限制出行的措施引發了人們對就業穩定的普遍擔憂。一些中國工人走上街頭,要求賠償數週失業造成的損失。
北京和其他城市限制出行的措施引發了人們對就業穩定的普遍擔憂。一些中國工人走上街頭,要求賠償數週失業造成的損失。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些從日常工作中抽出時間做志願者的人說,疫情讓他們與自己所在的社區關係更近了。
今年1月,隨著疫情的惡化,武漢的官員採取了封城措施,在那裡從事攝像工作的自由職業者林文樺(音)從製作廣告轉為記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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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歲的林先生把影片放到網上,他的交談對象包括完全沒有時間休息的醫護人員,以及因為疫情失業、無家可歸的工人。他在中國用戶最多的社群媒體網站之一新浪微博上吸引了500多萬粉絲,儘管其中一些影片被政府的審查人員刪除。
「人性在這場危機中被放大,」他說,「既看到了熱情善良的人,也看到了特別醜陋的人。」
一些年輕人已將他們的親身經歷轉化為明確的政治訴求。
官方的中央電視台前主持人李澤華以公民記者身份前往武漢報導疫情,他採訪了無法回家的農民工和火葬場工作人員。在他發的最後一段影片中,25歲的李澤華敦促同齡人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歷史。
「我不願意吞炭為啞,我也不願意閉目塞聽,」他在兩名便衣男子進入公寓,影片被迫中斷前說,「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能站出來。」
在那之後,李澤華失聯,武漢的另一位年輕公民記者陳秋實也杳無音信。
最近剛從大學畢業的梅清遠(音)今年1月曾去韓國旅行。雖然為許多新冠病毒的受害者感到難過,但他覺得大多數人關心的還是賺錢。
最近剛從大學畢業的梅清遠(音)今年1月曾去韓國旅行。雖然為許多新冠病毒的受害者感到難過,但他覺得大多數人關心的還是賺錢。
儘管如此,雖然對當局早期處理疫情不當存在廣泛批評,但在一個從小就培養了強烈愛國主義的國家裡,呼籲減少審查和集中控制的人可能仍是少數。
影響範圍更廣的,是對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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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週,一些年輕人加入到抗議隊伍中來,要求對疫情以及政府隨後採取的封城措施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
28歲的彭倫(音)是南方城市廣州的一名服裝經銷商。最近,他與數百人上街遊行,要求降低商家的租金。他說,他和妻子買食物和交房租的錢快用完了。
他說,「不再有人來買東西。我們靠什麼活呀?」
專家表示,中國的經濟可能是年輕人的社會和政治參與能否持續的決定性因素。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研究中國年輕人的教授劉鳳淑說,雖然社群媒體上的活動可能轉瞬即逝或遭審查,但失業問題更難掩蓋。
「失業對年輕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及時解決的話,可能會有一些風險,」劉鳳淑說。
經濟問題使家住中國東部城市杭州的梅清遠(音)憂心忡忡,他最近剛從大學畢業。疫情暴發期間,因為無法回到上海的實習崗位,他不得不在家工作。他父母的服裝廠由於許多農民工被困在其他地方不得不停工。
儘管如此,他認為自己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他父母的工廠已重新開工。儘管為武漢經受的苦難感到悲痛,但他已開始為未來做打算。
「一方面比較痛心,」他說。「但另外一方面的話,這也很難免。 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活。」
「而且在中國關心政治方面的事情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他補充說。
本月,北京一個幾乎空無一人的購物中心。政府能否平息要求減少審查和集中控制的呼聲,可能取決於它接下來的做法。
本月,北京一個幾乎空無一人的購物中心。政府能否平息要求減少審查和集中控制的呼聲,可能取決於它接下來的做法。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