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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岛西侧,距我家两个街区的星巴克被改造得看起来像一个施工地点,或者说一种奇怪的装置艺术。
窗户附近的一把扶手椅一度被胶带封起,旁边的椅子和周围也都拉上了胶带,就像钢丝一样紧绷在旁边的桌子上。桌子两侧夹着长方形的白色硬纸板,这里现在看起来更像办公室的小隔间,而不是朋友聚会的地方。
但就算顾客讨厌这奇怪的环境,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来。
不久前一个周二的晚上,一对年轻夫妇挤在一张没有胶带的桌子旁边,看着女孩的手机大笑。一名男子弓着背坐在笔记本电脑前面,似乎没有注意到那些把他同其他顾客分开的隔板。
九龙湾一家餐馆为了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用塑料板将顾客隔开。
九龙湾一家餐馆为了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用塑料板将顾客隔开。
香港是中国大陆以外首批遭新冠病毒袭击的地区之一,城市面貌立刻发生了变化。
每座公共建筑都设有体温检测,电梯里有标识,告诉你按钮多久消毒一次。一家连锁药店给每个购物者发一些贴纸,上面印着该连锁药店的吉祥物——一只挤眼睛的橘猫——以及一句提醒:“洗手!揉搓双手!20秒,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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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有迹象表明,现在并非正常时期。
四个月过去了,这些迹象依然存在。但是这座城市正在重新焕发生机——这并不意味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消失,而是与之相伴。
在我家后面的公园里,参加晨练的人已经从几个戴着口罩的老妇人增加到数十人。在维多利亚港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孩子们戴着父母强迫他们戴上的塑料遮阳罩,咯咯地笑着。很多茶餐厅——供应奶茶、蛋挞和牛肉炒粉的小粤菜馆——仍然提供外卖折扣,但是里面的桌子也开始坐满了。
濒海的中山纪念公园吸引着运动爱好者。
濒海的中山纪念公园吸引着运动爱好者。
这是对最近几周好消息最直接的回应。
在过去30天内,香港只录得3宗本地传播病例。据报道,仅4人死于新冠病毒。政府放宽了社交距离限制,允许公务员重返工作岗位,允许餐馆恢复满座,而不是只许坐一半人。
但这并不是病毒不再统治这里生活方方面面的唯一原因。当恐惧和焦虑挥之不去时,香港人似乎特别擅长带着这些情绪生活——他们或许不会接受这个奇怪的新现实,但也不会在它面前退缩。
在香港期间,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三个月前从纽约搬到香港。登机前,我从来没有戴过口罩。我和国内朋友的许多谈话都是关于多久才能让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就是真的像以前一样——不仅没有禁足令和关闭的企业,也没有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一名护士的墓碑,他在2003年SARS流行期间从病人身上感染病毒后去世。
一名护士的墓碑,他在2003年SARS流行期间从病人身上感染病毒后去世。
在香港,“真正”的生活似乎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城市以前经历过类似情况。
在搬到香港之前,我读过香港上一次与SARS疫情的战斗。我知道它曾被这种在2003年席卷整座城市,导致近300人死亡的疾病弄得伤痕累累。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这段经历给这座城市的心灵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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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期,口罩也并不少见。香港人能轻松记住用钥匙而不是手指去按电梯按钮,因为他们多年来就是这么做的。
因此,当冠状病毒来袭时,人们只是继续做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并且将其升级——有时甚至不等政府告诉他们
他们尽量呆在家里,实在要出门就戴上口罩。来到这个城市的头几个星期里,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没有一个人跟我握手。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候,我可以把整条列车一眼从头看到尾——一片红色的扶杆,一个人也看不见。
矛盾的是,这种长期的警惕和自我克制帮助香港保持了一些自我,或许比其他试图保持病毒前状态的城市更成功。这里的博物馆、学校和健身房都关门了,但餐馆、发廊和零售店根本不需要关门。
上周,一家人在香港岛的中山纪念公园野餐。
上周,一家人在香港岛的中山纪念公园野餐。
尽管如此,在很多方面,这只是一种错觉。在香港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即使只有一半人,生活也会显得生机勃勃。
只有资产负债表才能揭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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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刚刚录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目前正深陷衰退之中。餐馆可能还在营业,但它们已经步履维艰。今年3月,我采访了一位女士,学校停课后,她辞去保安工作照看孩子;如今学校仍然没有恢复上课。
和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一样,香港人也累了。
有时候,保持社交距离只会得到口头上的支持。两周前,在一家面馆,满座之后,一名女服务员把一个陌生人叫到我和两个朋友坐的桌子前面。“没关系,四个人,”她说,指的是政府对公众聚集的四人限制。(现已增加到八人。)
无论如何,在香港,即使疫情结束,可能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常态。去年大部分时间席卷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已经开始重新燃起战火,人们对大规模聚集不再紧张。许多人相信它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可能不会知道香港真正的正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不管怎样,人们越来越觉得,这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香港的一个用绳子围起来的游乐场。
香港的一个用绳子围起来的游乐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