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香港回歸中國的那一天，皇后大道上的面點師傅在忙碌著，和過去幾十年並沒有不同，他把麵粉和水混合起來，為這座滿是大陸難民的城市提供食物。為了滿足人們不同的口味，他做了細嫩的上海麵條和廣東雞蛋面，光滑的南方雲吞皮，還有北京人喜愛的厚餃子皮。

1997年7月1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取代英國國旗時，天降大雨，皇后大道和沿途街道迅速開始漲水。有些人認為暴雨是共產黨控制香港的預兆，也有人認為是清洗西方帝國主義的凈化儀式。

對於和家人一起經營面點店的杜和（音）來說，這場風暴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年復一年，杜和每天都要工作，把麵糰放進叮噹作響的機器裡，用光一袋又一袋麵粉，一切都蒙上了一層白粉，就連灶神的神龕也是如此。

「我很忙，」他說。「沒時間害怕。」

在香港回歸後的25年裡，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在香港最負盛名的大道——皇后大道上，人們既定義著變化，也蔑視著變化。在他們周圍，這座城市已經改變了：中國大陸令人眼花撩亂的經濟擴張威脅到這個國際轉口港存在的必要性，與此同時，香港如今的統治者還在壓制自由，監獄裡滿是年輕的政治犯。

20歲時，杜和逃離貧困的中國南方，在皇后大道安頓下來，這是英國人通過鴉片戰爭奪取香港作為戰利品後修建的第一條大道。

這條路由一個貪婪的殖民國家沿海岸線而建，以維多利亞女王的名字命名。隨著帝國的各種機構——銀行、商行、學校、宗教場所——在皇后大道湧現，街道本身也在不斷演變，每一次新來者的湧入都在重塑它的特徵。儘管這條道路上的地標性建築都是永久性的，這裡的人的生活卻沒有那麼穩當，對這座城市的未來幾乎沒有控制權。

1997年，中國政府承諾在50年內給予香港極大的自治權，以保持使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乃至世界最激動人心的大都市之一的自由。

從杜和在那裡工作開始，皇后大道及其狹窄的小巷就一直是全球的十字路口。那裡有靠鴉片貿易賺來的財富建起的金融機構，有承諾為政治動盪的倖存者提供可靠投資的金店，有歐洲奢侈品牌，還有販賣魚翅和中藥材的商鋪。

立法者所在的辦公樓出自參與了白金漢宮設計的建築師的手筆，在香港回歸後的頭幾年裡，這些立法者享受著他們在大部分英殖時期不曾享有的權力。在皇后大道一段名為「金鐘道」的路段上坐落著高等法院，法官們按照英國人的習慣戴著假髮。來自上海、倫敦和孟買等城市的精英建立的商業機構在法治環境中感到很安全。

十多年來，北京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這種被稱為「一國兩制」的香港政治治理方案。2047年是其最後期限，屆時北京將全面控制香港政治，儘管香港人習慣於凡事想得更長遠，但這一期限似乎還相當遙遠。

過去三年裡，時間彷彿被壓縮了。2019年，數百萬抗議者在包括皇后大道的許多街道上遊行，就像他們過去為挫敗引發不滿的政府限制所做的那樣。這一次，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的衝突切斷了殘存的一絲信任。在幾個月裡，這座商業中心淹沒在催淚瓦斯、胡椒噴霧和橡膠子彈之中。2020年，一項國家安全法出台，將政治異議定為犯罪，有人會因為鼓掌支持一名被監禁的活動人士而被捕。

現在，距離2047年的限期還有一半，香港進入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煉獄。以前就曾有人宣告它的滅亡。每一次——經歷了瘟疫、由共產黨支持的騷亂、英國的鎮壓和移交前的緊張情緒之後——這塊土地都會重新煥發生機。

一個能與紐約、東京和倫敦媲美的大都市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但北京將香港置於政治鐘罩中50年的誓言已被打破。香港的窮人越來越窮，匆忙離開的人急劇增多。

翻天覆地的變化正迫使香港人反思，生活在這個不斷演變的地方意味著什麼。皇后大道是這座城市中最古老的大道，它早已經過現代化翻修，在這裡，對於一位政治人物、一位抗議者和一位麵條師傅來說，身份問題產生的感受非常不同。

「香港的一切都變了，」杜和說。「我們都有不同的命運。」

1997年6月30日，當《天佑女王》最後一次播放時，還是高中生的容海恩正在皇后大道旁的公寓裡生悶氣。令人失望的考試成績讓她無法入讀香港的大學，這件事佔據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回憶起回歸，我大腦一片空白，」容海恩說。「太可惜了。」

和許多新移民的孩子一樣，容海恩四五歲就開始工作，她和曾祖母坐在桌邊，在磁鐵玩具的背後蓋上金屬圓盤。在前往天主教學校的路上，容海恩會經過皇后大道的海鮮乾貨市場以及漁民乘船前來朝拜的寺廟，那時填海工程還沒有將這條大道推向內陸。

容海恩最終進了溫哥華的一所大學學計算機。湊巧和許多因害怕新的統治者而移民的港人走了一樣的路。

在中國每一次動盪——清朝覆滅、共產黨接管政權、文化大革命、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香港的人口都會因為難民而激增。在移交之前的幾年裡，有數十萬人逃往西方避難，那是第一次出現人口下降。

容海恩並沒有因為擔心香港的情況而留在加拿大。她回到家鄉，獲得了法律學位，出現在金鐘道的法庭上。2016年，她以親北京政治力量成員的身份在不遠處的立法會贏得了一個席位。

45歲的容海恩譴責政府資助的博物館中陳列貶低中國共產黨的作品。她說，公眾對中國領導人的嘲笑是「人們失去理智」的結果。

「一些外國媒體說，『中國一直是一個可怕的東西，你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你沒有自由，』」容海恩說。「但在香港，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親北京的政界人士毫無依據地指責那些參加抗議活動的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勾結。可怕的安全法導致工會和報紙因擔心被判終身監禁而關閉。根據新規，近50名政界人士和民主活動人士被監禁。他們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出現在金鐘道的高等法院。

如今，在皇后大道或香港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了大規模抗議活動。

「我認為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城市，」容海恩說。「如果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允許這種示威，就會損害我們對國家的感情。」

香港一直分裂成兩派，一派支持抗議者，另一派擔心香港的商業友好聲譽會因此受損。2019年，香港最受尊敬的銀行、全球化的早期典範滙豐銀行被指關閉了一個與支持民主的眾籌活動有關的帳戶。抗議者向守衛該銀行皇后大道總部的巨大石獅潑灑了紅漆。

「當人們教育他們的孩子不尊重自己的國家，告訴他們我們要推翻我們的政府，這是有害的，」容海恩說。「我們應該維護國家的尊嚴，而不是無限制地表達。」

2019年的七一回歸週年紀念日，數十萬香港居民在皇后大道上集會，參加民主遊行。有攜帶保溫瓶的中產階級家庭，穿著汗衫的退休老人和拿著象徵抗議運動的黃色雨傘的學生。

梁繼平走出人群，進入一條通往新立法會大樓的小街，加入了其他為隱藏身份而蒙面的抗議者。他們圍攻大樓，打碎玻璃，將金屬門砸到變形，四處塗鴉反共標語。

隨著警察的逼近，梁繼平爬到一張桌子上，拉下口罩，發表了一份民主宣言。他是唯一一個露臉的抗議者。

梁繼平現年28歲，他的父母是沒有讀完高中的大陸移民，他本人就是香港應許願景的一個縮影。他在公屋長大，成為家中第一個就讀香港大學的人。

那個時期，許多香港青年為自己的雙重身份感到自豪：中國人，是的，但是屬於一個特殊的群體，懷著對普通法系和源自葡萄牙的蛋撻的熱愛。

2008年北京舉辦夏季奧運會時，梁繼平同時為中國和香港代表團加油助威。

「我想我們都想給中國一個機會，我們認為隨著回歸祖國，我們在香港的人可以成為這個偉大國家的一部分，」他說。

由青年驅動的香港公民社會發揮了作用。一群青少年參與了說服政府擱置親北京教科書的活動。

2019年夏季的遊行，就像五年前的學生靜坐運動一樣，以更加慘烈的方式結束。警方以日益增加的警力回應無人領導的抗議者，逮捕了數千名青少年。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限制了集會，此時的香港已是一片寂靜。

當地的一項民調發現，如今，只有2%的香港青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超過四分之三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粵語是香港的方言，人們以說粵語為傲，而不是大陸的普通話。

「當中國顯然不再對自由改革感興趣時，我們開始質疑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梁繼平說道。他編輯了一本名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文集。「我們開始認為，『我們是香港人。』」

一個多世紀以來，對於逃離中國動盪的數百萬人來說，香港既是一個避難所，也是通往更美好地方的中轉站。最終，香港不再是一個權宜的選擇。這裡成為數百萬中國人的家園，其中許多人為了英國官僚機構的便利而起了英文名：Kelvin和Fiona、Gladys和Alvin、Brian和Eunice。

現在，香港人正在離去。今年的一個月內，從機場離港的人數相當於2019年全年移居香港的人數。持續的新冠病毒限制措施意味著幾乎沒有人進入香港。許多沒有入獄的活動人士流亡海外。計程車司機、會計師和教授紛紛搬去國外，開始新的生活。

2019年7月，警方用催淚瓦斯對立法會清場後數小時，梁繼平離開了香港，飛機起飛時他的心怦怦直跳。

「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現居美國的梁繼平說。「我非常愛香港。這就是我為它抗爭的原因，也是我不得不離開的原因。」

從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1978年，做麵條的杜和冒著生命危險逃離中國。他為此訓練了一年多，提高自己的游泳能力，為徒步翻山練塊頭。他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他再次啟程，作為乾糧的月餅卻在雨水中發了霉。終於，在森林裡走了七個晚上後，他看到了對岸的香港。

「我們朝著光亮游去，」他說。

皇后大道上五顏六色的各種美食招牌​​讓杜和眼花撩亂：鮑魚和銀針茶、蘇格蘭威士忌和奶油蛋糕。

他離開的時候，中國非常窮。他在童年時代只有兩次吃飽過。當他妻子的親人回大陸探親時，為了救濟眾親友，挑了掛滿一壺壺食用油的扁擔，把衣服一層套一層地穿著身上，好脫下來分給親戚。

今天，在與香港相鄰的廣東省的部分地區，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持續時間最久的經濟繁榮已經讓人們的生活水平超過了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部分人群。在皇后大道，高昂的租金和商業放緩迫使靠手藝吃飯的家庭放棄了他們的老店。

杜和現在已經過了中國的退休年齡。他的兒子、35歲的杜德泰（音）有朝一日會接管這家店，祭拜同一個沾著麵粉的灶神。

與父母不同，他出生在香港。他沒有離開的想法。

「香港就是家，」他說。

現在，杜和日復一日地辛勤工作，用麵條機生產麵條。香港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他不記得自己上一次享受正常的假期是什麼時候了。

他與家人住在一間狹窄的公寓裡，但在廣東的老家建了一座六層的大宅。他的兄弟姐妹們從未離開過中國，靠國家養老金過著舒適的生活。他也夢想在那裡退休。

「在香港，如果我不工作，我什麼都沒有，」杜和說，他赤裸的上身和睫毛上都沾上了麵粉。「但我來了香港，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