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席捲中國各城市的抗議之中,外界觀察者嗅到了「阿拉伯之春」乃至革命的跡象,這麼想情有可原。
這是中國多年來規模最大、聲勢最強的示威活動,一些參與者甚至要求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下台。週三,南方城市廣州前一晚發生衝突的新影片流出,影片中居民推倒了路障,還向警察投擲瓶子。
但希望帶來徹底政治變革的中國抗議者可能會發覺,他們所面臨的阻礙遠不止是政府鎮壓異議的威名,而他們的勝算也遠沒有看上去那麼大。
阻擋他們的有三股力量,其中兩股屬於全球共性,另一股則是中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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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近年來要求領導人或政府下台的抗議成功機率直線下降,由於溝通、組織和鎮壓的性質都在變,此類抗議絕大多數都失敗了,中國似乎也符合這一趨勢。
其次,中國政府所代表的威權主義也被稱為革命政權,新的學術研究發現,即便面臨嚴重動亂,此類政權仍能持久穩固。
最後,中國執政的共產黨一再展現出控制民憤爆發的非凡能力,這些爆發雖然規模較小,但比外界觀察人士想像得更普遍。
週日,在上海的一場抗議中,一名抗議者被押入警車。
週日,在上海的一場抗議中,一名抗議者被押入警車。 Anonymous,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國政府還特別擅長團結國內精英階層,而這一階層往往是抗議能否推動系統性變革的決定因素。
但這並不意味著抗議註定失敗。要求罷免獨裁者的人民運動仍有成功的可能。而各種層面上的成功並不一定包括習近平下台——例如放鬆國內新冠清零政策也可以算在內。
儘管如此,西北大學學者威廉·赫斯特在Twitter上寫道,如果中國精英階層中無人對抗習近平,支持抗議者,「最可能看到的情況就是抗議逐漸平息下去(正如大多數國家發生的此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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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抗議在短時間內自發點燃,」研究中國社會運動的赫斯特預測道,「也會在沒有高潮或結局的情況下逐漸熄滅。」
抗議勢頭減弱
縱觀20世紀,尋求政府變革的大規模抗議在全球範圍內都愈發普遍,成功機率也更高,許多獨裁者因此下台。根據由哈佛大學埃麗卡·切諾維斯主導的研究,到2000年代之初,此類抗議運動有三分之二取得了成功。
現在看來,那已經是頂點了。
到2000年代中期,雖然發生此類抗議的頻率繼續上升,但成功率開始下降。到2010年代末,它們迫使政府更迭的可能性已減半,降至三分之一。2020年代初的數據表明,此數字可能再次減半,降至六分之一。
「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已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最低值,」切諾維斯在最近一篇論文中寫道,但這一數據僅適用於尋求罷免領導人或領土獨立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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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就在這種變化出現之際,全球大規模抗議活動卻愈發普遍,爆發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來越大——席捲中國多座城市的迅猛抗議浪潮似乎也符合這種趨勢。
是什麼變了?
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家和《紐約時報》觀點專欄作家澤奈普·圖費克奇的理論,社群媒體能在幾乎沒有正規領導的情況下聚合起數量難以想像的抗議者,但弔詭的是,它也可能破壞這些運動。
此前的活動人士可能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建立全國性動員所必需的組織聯繫。社群媒體能讓潛在的抗議者跳過這些步驟,可能只需一條病毒式傳播的帖子就能激發彼此的行動。
結果就是,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但往往會以同樣的速度草草收場。
2018年,北京的一處展廳播放了一段展示面部識別軟體功能的影片。
2018年,北京的一處展廳播放了一段展示面部識別軟體功能的影片。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缺乏領導、各自為戰的社群媒體抗議更容易分裂,特別是在鎮壓之下。抗議者也難以進行戰略協調,這是提出具體訴求或培養當權盟友的必要步驟。
與此同時,專制政府從2000年代前蘇聯國家的起義中吸取了教訓,對付異議的手段也更加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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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以前那種經常適得其反的大規模鎮壓,這些政府如今更願意緩而圖之。通過政治宣傳散播混亂,助長運動內部的分裂,從而遏制抗議勢頭,然後等其偃旗息鼓,或是在不引發更廣泛憤怒的情況下,使用恰到好處的武力來挫敗抗議者。
而且,各國專制政權之間的合作與經驗分享也越來越多,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場共同的鬥爭。
中國一直都是這方面的全球領導者,在全世界到處兜售數字鎮壓和監控技術。畢竟,中國領導人應對抗議的經驗非常豐富。
管控下的異議
特別是在1989年的民主示威之後,外人可能以為中國臭名昭著的威權控制會讓抗議成為不可能之事,但事實恰恰相反。
根據中國學者孫立平在2010年代中期統計的數據,中國每年抗議事件多達數以萬計。大多抗議都是地方性的,針對的是國營工廠造成的污染或官員貪腐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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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認為,中國領導人能夠容忍小範圍抗議,甚至可能在一定限度上接受這樣的抗議,為的是「在不破壞體制穩定的情況下吸收民眾的不滿,」中國問題學者許慧文(Vivienne Shue)和藍夢林(Patricia M. Thornton)這樣寫道
中國領導人知道他們不能全然不顧公眾的意志。然而,在缺少真正的選舉的情況下,國民沒有多少傳達憤怒態度的途徑。容忍一些抗議,讓領導人可以遏制異議,同時讓國民覺得自己的意見得到傾聽,避免憤怒爆發。
官方的應對往往「遠沒有通常假想的那樣嚴厲,偏重於管控,」中國學者H·克里斯托夫·斯特恩哈特寫道,他還說政府「仍會容忍相當一部分的爭論」。
2002 年,在中國遼陽遊行抗議當地腐敗的工人。他們的大部分訴求都得到了滿足,最終抗議逐漸平息。
2002 年,在中國遼陽遊行抗議當地腐敗的工人。他們的大部分訴求都得到了滿足,最終抗議逐漸平息。 Frederic J. Brown/Agence France-Presse
有時候抗議會演變為大規模事件。2002年,遼陽市數萬工人遊行示威,要求罷免關閉了他們的工廠的腐敗官員。2011年,烏坎村民直接驅逐了黨幹部,宣布進行某種自治,其它村也紛紛效仿。
這些事件起初都被說成是關乎共產黨存亡的重大威脅。黨似乎顯得措手不及。
但中國領導人對這兩起抗議都採取了抑制的手段,讓抗議慢慢平息下去。他們最終滿足了抗議者的部分訴求,甚至把遼陽的貪官關進監獄,促使抗議人群逐漸散去。然後政府把抗議領導者也關了起來。
革命者適應力
為什麼有的獨裁者在民眾抗議中倒台,有的則沒有?
學者斯蒂芬·萊維茨基和盧坎·韋用他們的新書檢視了過去一百年的所有專制政府,最終得出一個主要因素:該政府最初是如何得到權力的。
他們發現,從1900年至今,約20個專制政權通過全方位的社會革命上台。這其中包括蘇聯、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和共產黨領導的中國。
專制政權平均能存在10年左右。此後隨著民眾支持的流失,以及統治階層內部分歧增大,他們的崩潰機率逐年遞增。
但是通過革命上台的專制政權往往能存在數十年。它們的平均壽命是很難確定的,原因很簡單,其中一半的政權至今仍然在位。蘇聯活了69年,超過了許多民主政體。面對持續數月的全國性抗議運動,伊朗也暫時證明自己有著出人意料的適應力
1978 年,在抗議伊朗國王期間,德黑蘭的示威者高舉當時流亡海外的魯霍拉·何梅尼的海報。
1978 年,在抗議伊朗國王期間,德黑蘭的示威者高舉當時流亡海外的魯霍拉·何梅尼的海報。 Michel Lipchitz/Associated Press
這並不等於說這樣的體制有更好的治理。只是它們在遭遇那些導致其它政府倒台的事件時,存活下來的機率高了將近五倍,例如大規模動亂或暴力的權力鬥爭。
兩位學者認為,這些政府的適應力來自讓它們獲得權力的革命。革命運動通常會把舊秩序的方方面面斬草除根,從商業領袖到官員集團到行政官僚機構。
革命者在這些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於是就很少會有內部敵對或威脅——缺少了抗議運動所需要的那種在權力高層的裂隙,而要迫使領導層做出改變,必須有這樣的裂隙。
這樣的體制有著頗強的凝聚力。因為分歧或權斗是在通過革命上台的革命者之間進行的,他們會合力保持現狀。
萊維茨基和韋表示,這種革命特性所帶來的適應力在中國體現得格外明顯:這是一個高度機構化的政黨官僚機構。在內部實施的權力等級制度。對安全和軍事力量進行無處不在的政治控制。從企業董事會到地方村鎮,一切都有著深刻的政黨根源。
即使最強大的政府也有極限。但兩位學者認為,中國可能會是「近現代最持久的政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