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海珠區那些逼仄小巷一直吸引著中國的打拚一族,比如來自中國中部產茶山區的紡織工人謝潘(音)。
海珠區是中國最大的紡織品市場之一,工人宿舍和紡織廠坐落於色彩明亮的建築之中,這些建築間距很近,鄰裡之間從窗口能握手。這裡曾經只有散落的村莊,但隨著中國幾十年前開放經濟變成了製造業中心。政府承諾放寬管理,讓人民追求自己的抱負,湧入海珠區的無數人正是為此而來。
去年,謝潘踏上了希望之旅,與其他來自湖北的工人一樣,在南方大都市廣州這個人口稠密區定居下來。他們在嘈雜的工廠中辛苦勞作,忙於制衣或是兜售家鄉名小吃熱乾麵。但幾個月前我見到他時,他的希望已經變得渺茫。由於經濟放緩,他已經兩週無家可歸,後來才湊錢以每月800多元的價格租了個10平米見方的單間。
「不是人人都有活幹,」31歲的謝潘當時說道。他講話輕聲細語,由於常年在縫紉機前勞作而變得駝背。「沒法一覺睡醒就去找工作。太累了。」
廣告
後來情況變得更糟,嚴格的新冠封鎖讓工廠停工,麵館紛紛關門。到10月,謝潘被隔離了近一個月時間。
幾周後,海珠區的民怨爆發了。當週末全國各地爆發反對新冠清零限制的抗議,數以百計的工人在週二違抗封鎖規定,衝上海珠區街頭,要求解封。他們拆除了街上的路障,還投擲玻璃瓶。當穿著防護服的警察穿過街巷,用警棍敲打盾牌時,他們喊道,「解封!」
社群媒體上的靜態影像顯示,中國廣州的居民在週二反抗封鎖的抗議中與警方發生衝突。
社群媒體上的靜態影像顯示,中國廣州的居民在週二反抗封鎖的抗議中與警方發生衝突。 Video obtained by Reuters
這次爆發有力說明了世界上最嚴厲的防疫措施如何顛覆了中國人的生活。中國的強人領袖習近平正在擴大中共對民眾的控制,其程度更甚於毛澤東時代。習近平將新冠「清零」的成功與他作為統治者的合法性捆綁到一起,強制「清零」已經壓過自由開放精神的培養,哪怕後者正是讓海珠區以及整個中國生氣勃勃的原因。
這種轉變撕毀了黨與人民長期以來達成的社會契約。在1989年暴力鎮壓天安門的民主示威後,北京達成了一項不言而明的交易:人民要以限制政治自由為代價,換來生活的穩定和舒適。
但如今,這種穩定和舒適都受到了損害,限制卻不斷加碼。據一項統計,11月下旬,近5.3億人——也就是總人口的近40%——都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則因耽誤救治喪生。
中國的安全機器已經開始鎮壓反對「清零」的示威活動,這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發生的最為廣泛的抗議。全國各地的警方都在拘捕和威脅參與者。政府雖然沒有公開回應這些抗議,但也試圖通過放鬆限制來平息公憤,包括廣州的部分解封。
但即便習近平能掩蓋這些不滿情緒,抗議所揭露的幻滅感可能依然存在。「清零」本身就已經表明,黨能夠且將會輕易和肆意地把自身意志強加於人民。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種頤指氣使動搖了他們不斷進步的期望,也打擊了他們冒險的抱負和意願。
上個月,深圳下沙村正在消殺窨井。
上個月,深圳下沙村正在消殺窨井。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種轉變在中國南方最大的都市廣州及毗鄰的深圳可能表現得最為深刻。中國的市場改革正是從這裡起步。今年早些時候,我與一位同事在該地區待了兩週,以了解正在改變的社會契約如何助長了不滿、放棄和焦慮——這些情緒都與習近平提倡的民族復興必勝願景南轅北轍。
謝潘上個月解除了隔離,就在衝突爆發前。他逃離了廣州,不確定是否還會回來。「廣州這個地方,確實,能不去就盡量不去。」
廣告
渺茫的希望
這一地區的吸引力在於它能給所有人希望。這裡有農民工能去的工廠,有想一展手腳的程序員能去的科技大廠,還有給創業者的商鋪。只要有堅韌和幹勁,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為了兩個年幼的孩子,謝潘去年搬到廣州,希望賺到更多錢。但當他來到這裡,卻發現了意料之外的麻煩。
由於經濟放緩和封鎖抑制了人們購新衣的需求,許多工廠已經減產。每天早上,謝潘都要擠過幾乎密不透風的求職人群,與工廠老闆就越來越低的計件工資討價還價,這種工作包括給襯衫縫製下擺,或是給裙裝打褶。8月時,如果有收入,他每天能賺到兩三百元,但他聽說疫情前別人的收入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廣州海珠區的紡織廠,謝潘8月時曾在此打工。隨著工廠因需求下降而減產,工作也越來越難找。
廣州海珠區的紡織廠,謝潘8月時曾在此打工。隨著工廠因需求下降而減產,工作也越來越難找。 Vivian Wang/The New York Times
他邊工作邊靠米飯和豆腐充饑,周圍是齊膝高的一堆堆織物和縫紉機的低鳴。
然後到10月,新冠病毒開始在海珠區傳播,封鎖接踵而至。謝潘先是被關在家中,後來又被關進隔離中心,錢很快就用光了。
廣告
解除封控的當天早上,他就登上了返回湖北的火車。「因為現在都失業了,這段時間,馬上餓肚子,」回到家中的謝潘表示。
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不僅在工廠變得遙不可及。在這裡的摩天大樓也是如此,那曾是夢想成真的光輝證明。
疫情前,萊恩·劉(音)就代表了他的家鄉深圳所承諾的希望。34歲的萊恩·劉在工薪階層家庭長大,是中國一家互聯網巨頭的產品經理。他的愛好是收集威士忌和出國度假,享受著中國現代化帶來的上流生活方式。
但新冠清零讓中國互聯網巨頭也不得不低頭。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報告上季度凈虧損近206億元,部分原因是消費者需求疲軟。中國市值最高的騰訊今年進行了大規模裁員,這是近十年來該公司員工人數首次縮減。
11月,中國市值最高的企業騰訊的深圳總部。騰訊今年進行了大量裁員。
11月,中國市值最高的企業騰訊的深圳總部。騰訊今年進行了大量裁員。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萊恩·劉為自己創造的舒適生活突然變得岌岌可危。為防意外,他說自己已經開始瀏覽招聘信息,當時他正在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內的辦公室附近吃著沙拉,這裡的高層寫字樓都設有獨立唱K房和室內跑道等便利設施。他不再購買威士忌,並賣掉了股票投資。
萊恩·劉現在把重點放在了還清貸款和儲蓄之上。「因為可以預見到往後幾年也會比較困難,」他說。
廣告
「國家無處不在」
下沙是深圳一處人口稠密的社區,以廉價餐飲和經濟適用房聞名。當官員們在這裡發現一例新冠陽性,施工的聲音立即想起。當天下午,工人們運來了金屬板和紅色塑料板,豎起屏障阻止任何人離開——這實體呈現了黨對日常生活愈發明顯的控制。
11月,居民排隊進入深圳下沙村。這一片區的主要入口都被封鎖,僅剩幾個所謂的關卡,那裡的出入都受嚴格管控。
11月,居民排隊進入深圳下沙村。這一片區的主要入口都被封鎖,僅剩幾個所謂的關卡,那裡的出入都受嚴格管控。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監獄都沒這樣,」56歲的吳群林(音)在這裡經營一家按摩院,他回憶起7月那次為期兩週的封鎖時表示,那是他今年第二次被封。
即便在圍牆撤走之後,對生活的滋擾依然存在。每24小時就要做一次核酸。進入社區的人必須出示居住證明。官員通過手機監視著人們的行動。
動員如此眾多的底層官員——有官媒報導稱每人要負責管理約250名成年人——說明了「可能是過去40年來中國政府能力的最大擴張,」研究中國問題的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張泰蘇表示。「以前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感受不到多少國家的影響的。現在的情況就變成,國家無處不在。」
下沙村是深圳一處人口稠密的社區,以居住成本相對低廉而聞名。
下沙村是深圳一處人口稠密的社區,以居住成本相對低廉而聞名。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官員們甚至進入下沙的公寓,檢查衣櫃和床下,尋找可能試圖逃避檢測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20年前開始做生意的吳群林說,他已經盡了最大努力配合新冠措施。他每天都測核酸。他打了疫苗。然而,到頭來他坐在幾乎一片漆黑的巷子裡,打量著附近那些已經關門的店鋪——一家照相館,另一家按摩院。當晚只有一位顧客來詢問價格(標準按摩約150元),但最終還是離開了。
吳群林(音)在下沙村的按摩館。當封鎖開始影響他的生意,為了節省租金,他把鋪面從街上遷至一條後巷。
吳群林(音)在下沙村的按摩館。當封鎖開始影響他的生意,為了節省租金,他把鋪面從街上遷至一條後巷。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過去管我們,也是國家的職能,」吳群林說。但是,「好像你爹媽管你管得實在太狠了,你肯定也會不舒服。所以說你不反抗,你也肯定不舒服,就這樣對不對?」
「非必要」
廣告
「清零」面臨的問題是:現在人們都在表達不滿,那接下來又會怎樣?
過去一週爆發的抗議活動源於嚴厲的新冠政策,但一些抗議者擴大了要求,更直接地對抗黨對權力的重申。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他們高呼民主、言論自由,呼籲結束讓「清零」成為可能的威權主義。
上週末,上海街頭的警察和抗議者。上海是眾多民眾聚集起來反對新冠防疫措施的城市之一。
上週末,上海街頭的警察和抗議者。上海是眾多民眾聚集起來反對新冠防疫措施的城市之一。 The New York Times
但是,經過過去三年的控制,安全機構變得更加強大。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抗議者有同樣的要求或渴望更多政治自由;憤怒的廣州工人關注的是工作和自由行動的基本權利。如果中國在放鬆限制的同時成功限制了未來疫情的影響,共同的不滿可能會消散。
不過,即使「清零」政策取消了,習近平對控制的更大執著也不可能隨之消失。在這種環境下,推動中國崛起的雄心壯志是否還能蓬勃發展,還有待觀察。
週四的上海,在幾天前發生抗議活動的地點附近,運送警察的警車。
週四的上海,在幾天前發生抗議活動的地點附近,運送警察的警車。 The New York Times
這種雄心驅使36歲的李紅(音)去年收購了海珠的一家服裝廠。自從16年前從湖北來到這裡,李紅一直從工廠的底層工作到管理層,她渴望不斷進步,不斷投資自己。她知道經濟不穩定,但隨著許多工廠倒閉,她可以廉價買下一家工廠。
「機會都是給有做準備的人,但是我們就是說沒有機會也想去找這個機會,」今年夏天,她在自己的小辦公室裡說。她在辦公室裡放了一張沙發,方便加班時打盹。
但今年春天,因為上海封城,切斷了當地一家大客戶的訂單。接著,廣州暴發疫情。海珠區的工廠被勒令關閉。李紅自己檢測呈陽性,被送往方艙。
她在電話裡說,兩周後她離開方艙,回到了湖北老家,因為在廣州的家被封了。她的工廠租約將於明年1月到期;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會續約。
她一直自認為是個能幹人,尤其是在一個罕有女性當工廠老闆的世界裡。但她知道,光是自己有衝勁是不夠的。即使廣州在抗議活動後放寬了限制,她還是擔心當地官員只是想避開更多的負面宣傳,而不是傾聽民眾的需求。
在廣州放寬疫情限制措施後,海珠區拆除了障礙物,攝於週四。
在廣州放寬疫情限制措施後,海珠區拆除了障礙物,攝於週四。 Associated Press
「他不會按你的要求去執行那些,」李紅說。最終她選擇聽天由命,「他們政策怎麼下,別人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在中國的新冠限制措施中,一句無處不在的話或許可以最好地概括對期望值的約束——非必要。官員告訴民眾: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出門。許多曾經夢想著進步——甚至是奢華——的中國人突然又被告知,只許期待最基本的東西。
儘管如此,一些人仍然希望這種倒退只是暫時的。儘管目前存在種種困難,但在許多人的腦海中,當年的非凡增長歲月仍然記憶猶新。
在深圳蓮花山公園的小山頂上,佇立著六米高的鄧小平銅像。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是率先擁抱市場經濟的中國領導人,他的目光注視著這座城市,以生動的方式提醒著人們,這個國家是有能力改變方向的。鄧小平的塑像邁著穩健的步伐,彰顯他開放只會加速的信條。
深圳蓮花山公園的鄧小平塑像,他是中國擁抱市場經濟的開創者。攝於上月。
深圳蓮花山公園的鄧小平塑像,他是中國擁抱市場經濟的開創者。攝於上月。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80歲的政府退休幹部陳承志(音)每天都要來到這裡鍛煉,他認為是鄧小平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上世紀80年代,在鄧小平允許深圳進行經濟試驗後不久,陳承志就搬到了深圳。當時這座城市只有幾十萬人口,但經歷過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陳承志相信鄧小平的願景。
「有什麼好事都跟深圳有關,」陳承志在每天例行的散步時說道。他還說,當中國總理李克強8月參觀這座雕像並承諾中國將繼續向世界開放時,他感到歡欣鼓舞。
如果不這樣做,陳承志說,「中國就是死路一條。」
但李克強即將退休,而國家控制不斷增強的習近平時代仍在繼續。
現在,陳承志每天還是會繼續攀爬這座小山——俯瞰著他參與建設的城市,他仍然相信這座城市。
蓮花山公園山頂廣場的晨練者,攝於上月。
蓮花山公園山頂廣場的晨練者,攝於上月。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