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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别告诉她》(The Farewell)一开始,主角们就在撒谎,谎言从他们口中流畅而有意地涌出,就好像他们在用暗号说话。
许多东亚裔可能会流利地使用这种暗号。我知道我会。
纽约华裔美国艺术家比莉(Billi,奥卡菲娜[Awkwafina]饰)在电话里和她在中国的奶奶互相撒了些小谎。比莉在寒冷的布鲁克林向奶奶保证,她戴了帽子。其实她没有。奶奶说她要去看望姊妹,但实际上她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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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说谎是为了避免互相担心,但这与片中核心的谎言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那就是奶奶(赵淑珍饰)患了晚期肺癌,家人知道但不肯告诉她。比莉的亲人认为,对诊断结果的焦虑可能会先于癌症夺去她的生命。
第一次听说《别告诉她》时候,我觉得这个情节设定怪诞。隐瞒病情诊断的想法,让我这个华裔美国人惊骇万分。但最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它非常有力。这个故事不仅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人说过的弥天大谎,而且还重新揭开了旧伤疤。
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他们都是移民。我们从未讨论过事情会如何变化。我们没有告诉家人朋友或亲戚。相反,我们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我父亲没有搬出去;他睡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当我们和亲戚一起吃饭时,我们表现得像个融洽的家庭,他们要我不要皱眉。
我能理解比莉的感受,她按照要求需要在奶奶面前隐藏悲伤,但我对这些谎言背后的文化逻辑缺乏清晰的理解。如果比莉的家庭和我的家庭能代表一些华裔家庭的解决问题之道,我想,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事情都公开,让每个人都能就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发言权呢?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制造一切如常的假象?
我向加州理工州立大学(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多元文化心理学教授杰夫·缪(Jeff Mio,音)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很快纠正了我的错误。
“并不是亚洲人回避棘手的话题,而是亚洲人倾向于间接沟通,”杰夫·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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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沟通也被称为高语境沟通,在这种交流中,没说出口的比说出口的更重要。东方哲学强调平衡与和谐,而间接沟通则将冲突最小化。因此,一些亚洲文化更喜欢以一种“展示而不是讲述”的方式交流,并重视解读间接信息的能力。
在电影中,压抑真相是一种极端的间接交流。家人不让奶奶知道她的情况,以此表达他们对她的爱。
杰夫·缪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男人约一个女人周六出去约会。女人拒绝他时可以说:“我永远不会和你约会。”也可以说:“我想我星期六会很忙。”
直接拒绝听起来刺耳而唐突,这可能会让双方都感觉不好。间接的回答虽然模棱两可,却能更好地减少冲突,既不伤害追求者的感情,又能让拒绝者更容易拒绝。双方都留了面子。
“留面子”意味着保持尊严和控制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集体主义,这是一个东方的概念,没有人是孤立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共同意识的一部分,代表着一个群体。
“如果你做出会让你丢脸的行为,在西方社会,父母可能会说你让自己丢脸,但亚洲父母会说,你让家人丢脸,”杰夫·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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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当侄女考虑告诉奶奶真相时,比莉的叔叔总结道:“你认为一个人的命就是自己的。”对于怎样做对奶奶乃至整个家族更有利,比莉的亲戚们早已达成共识。
我愈是和人们谈论这部电影,这种设定就愈是熟悉。像《别告诉她》这样的家庭故事在亚洲文化中并不是常态,但也并非闻所未闻。
亚裔美国人媒体行动网络(Media Action Network for Asian Americans)的民权活动人士盖伊·青木(Guy Aoki,音)说,1962年,他在夏威夷长大的祖父死于胃癌,医生始终没有向他告知预后情况。
“我记得我对妈妈说,‘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他需要跟大家道别,’”青木回忆。这个决定让作为第四代日裔美国人的他至今感到困惑。
社会学家、《电影不平等——好莱坞演员与种族主义》(Reel Inequality: Hollywood Actors and Racism)一书的作者南希·袁(Nancy Yuen,音)则有相反的经历。当她的母亲被诊断出肺癌时,被蒙在鼓里的是她。她从阿姨那里得知了病情,甚至在她开始陪同母亲接受放疗后,他们也不会谈论她的病情。母亲于两年后的2008年去世。
“她生病期间,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她说。“她从来没有说过‘癌’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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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袁以为母亲这种是特殊情况。但在看过《别告诉她》之后,她想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母亲出于文化原因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以免给家庭带来负担。
在整部电影中,比莉不断挑战她的家庭,她很难理解集体主义的观念,对她来说那和掌握普通话一样困难。语言上的差异表明,她理解家庭文化的能力有限:她同意保守这个秘密,但在内心深处,她不同意这个决定。
同样,我也抗拒父母处理离婚的方式。但这部电影让我得出了一个充满同情的理论——也许他们创造一个正常家庭的幻觉,目的是为了留面子,保持和谐。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也许我永远只能间接地去理解,我最多只能做到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