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五顏六色的看台設計——由白色、綠色和紅褐色座椅組成的無序圖案——是為了讓人聯想到日本森林裡陽光斑駁的地面。

然而在過去三週，它們產生了另一種有用的效果：眯起眼睛，讓它們變得模糊，這個宏大的建築物裡似乎就像是四處都坐著觀眾，似乎這個有著6.8萬個座位的體育場實際上並不是空的，就好像這是一屆正常的奧運會。

當然，現場並沒有觀眾。週日晚在東京，一場樸素的閉幕式在日本巨大的國家體育場舉行，為這屆非同尋常的奧運會畫上了句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屆賽事感覺就像一場幻覺——有時令人信服且大受歡迎，有時則荒腔走板，令人驚愕。

正如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去年所說，在疫情中奮力推進的這屆奧運應該是「全世界正在經歷的這條黑暗隧道盡頭的光明」。然而，比賽卻總帶有幽閉恐怖的意味，與社會隔絕開來，東京各地的大型場館都變成了封閉的安全屋。

從這個層面看，這屆奧運是自相矛盾、不可思議、難以完全理解的。它是一場有關組織規劃和執行的壯舉，哪怕它到底是否應該舉辦都存在爭議。它被固執地稱為「2020東京奧運」，這個時光倒流的名字提醒了所有人，走到這一步的道路是多麼蜿蜒曲折。它是為電視效果而設計的奇觀，有時刻意到了荒謬的地步。

對選手而言，這屆奧運關乎倖存，關乎堅韌，關乎勉強應對，以及到最後，即使未能實現目標有時也可以接受的心態。然而，即使是獎牌獲得者，對於來到這裡，對於忍受史上最詭異奧運之一的疏離環境，也會有矛盾之感。

「我等不及要回家了，」美國短跑選手艾麗森·菲利克斯(Allyson Felix)在週五贏得銅牌後說，她因此成為奧運歷史上獲得獎牌數最多的女子田徑選手。「我數著日子，已經沒剩幾天了。」

新冠疫情迫使選手在沒有家人朋友（更不用說粉絲）的情況下旅行、比賽。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囿於自己的房間、專門安排的大巴和體育館。

儘管奧運會對日本的持續影響要在數週之後才能確定，但早期跡象表明，試圖切斷成千上萬名來訪者與東京居民接觸的健康方案似乎起了作用，至少在短期內如此。在週五的新聞發布會上，巴赫報告稱，奧運會期間進行了57.1萬次病毒篩查，陽性率僅為0.02%。

但是，實現這一點的途徑，在奧運裡打造一個國際奧委會發言人所說的「平行世界」的手段，無疑導致了這種疏離效應。

在奧運泡泡中，總共38個比賽場館變成了怪誕的幽靈船。過剩的志願者在沒有人流量的地方值守。舞蹈團在空曠的看台前表演。場館的播報員興奮地鼓動著壓根不存在的人群。說比賽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斯德哥爾摩的運動場、堪薩斯城的會議中心、杜拜的體育館——進行的似乎都可以，能區別地點的標誌少之又少。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這幾乎算得上組織最出色的奧運會，」已經參加過19屆奧運會的奧運史專家戴維·沃利欽斯基(David Wallechinsky)說。

整屆奧運會就像一個沒有珍珠的蚌殼。

這種空洞感一方面是因為，在最受關注的項目中，千載難逢的精彩表現相對不足，另一方面也源於為數不多的幾項輝煌成就缺乏觀眾的喝彩。

運動巨星們在這座城市的烈日下萎靡不振，老牌冠軍也未能達到自己設下的高標準。

自始至終，奧運口號——更高、更快、更強——失去了往日風采。脆弱、自我認知和不完美成為了同樣突出的主題。

可能是賽前話題度最高的選手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因為出現空中失感（體操中的易普症）而退出了早期比賽，隨後復出獲得一枚銅牌。在開幕式上點燃主火炬的日本選手大坂直美(Naomi Osaka)在女子網球第三輪比賽中連失兩盤出局。世界排名第一的塞爾維亞男子網球選手諾瓦克·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在銅牌戰中失利。

就連奪得五枚金牌的泳將卡萊布·德雷塞爾(Caeleb Dressel)也對多訓練一年的勞損——他的教練稱這種反常週期為「五年的四年一次」——以及在本屆奧運會堅持下來的壓力感慨不已。

「有時候非常有趣，」德雷塞爾在談到為期兩週的東京之行時表示。「但我還是覺得大部分時候並非如此。」

儘管如此，依然有更低調、更安靜的閃耀時刻。

義大利選手詹馬爾科·坦貝裡(Gianmarco Tamberi)與卡達選手穆塔茲·艾薩·巴希姆(Mutaz Essa Barshim)在得到機會後決定分享跳高金牌，他們的情誼與慶祝吸引了國際觀眾。為菲律賓贏得首金的舉重選手伊迪琳·迪亞斯(Hidilyn Diaz)，以及成為美國第二位女子摔跤冠軍的塔米拉·門薩-斯托克(Tamyra Mensah-Stock)的故事也是如此，後者在接受採訪時泣不成聲，在社群媒體上引發熱議。

紐西蘭舉重選手勞瑞爾·哈伯德(Laurel Hubbard)成為首位參加奧運會的跨性別女性。非二元性別選手也參加了比賽，這些人的身份認同並不完全符合長期以來的性別分類。其中一位加拿大足球運動員奎因(Quinn)還贏得了金牌。

意料之外的是，能代表奧林匹克精神的東西往往最容易在新項目中出現，其中一些項目在宣布時曾被批為過於古怪。在運動攀岩牆前，選手們聚在一起，檢查和討論牆上攀爬點的分布，就應對挑戰的最佳方式交換意見。在滑板公園裡，15歲的日本選手岡本碧優(Misugu Okamoto)在決賽中摔倒哭泣，得到了對手們的擁抱安慰，並被她們扛在肩頭，直到露出笑容。

在被記者問到那一刻時，她又哭了出來。

「我很感激，」岡本說。

為持票者打造的寬闊娛樂場地奧林匹克粉絲公園(Olympic Fan Park)就在不遠處，在園區封鎖的圍欄後面，是大片閑置的桌子和景點。

不管怎樣，東京人還是找到了管窺奧運的辦法。他們在能俯瞰小輪車賽道的火車站台上看比賽，在可以看到運動攀岩牆的立交橋上看比賽，在路邊看著騎著單車的選手呼嘯而過。

每晚，都有不算太多的人群聚集在東京灣附近的一座人行天橋上，在奧運聖火前停下來，擺姿勢拍照，儘管安保人員和志願者敷衍地要求他們不要駐留。這樣的玩忽職守似乎可以原諒，因為粉絲再沒有其他靠近奧運會的方式了。氣氛很冷清，但依然輕快。

「對於關注奧運會，甚至享受奧運電視轉播的人來說，我猜它還算扣人心弦，」日本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的政治學教授中野晃一(Koichi Nakano)在評價東京奧運會時表示。「另一方面，由於感染不斷增加，很大一部分日本國民仍然感到恐懼，而日本政府之所以無法有效應對，奧運會至少是部分原因。」

政治爭議不斷升溫——畢竟這是奧運會——但從未真正引爆。也許是國際奧委會在對各種意外事件——一位白俄羅斯短跑選手尋求政治庇護；美國鉛球選手瑞雯·桑德斯(Raven Saunders)在領獎台上示威；兩名中國單車選手佩戴毛澤東像章——作出裁決時的謹慎步調，才使得每一次意外都沒有喧賓奪主取代了賽場上的敘事。

在這三週時間裡，與明年舉辦冬奧會（屆時疫情幾乎必然仍在肆虐）的中國有關的問題已經浮現：諸如它大規模拘禁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權問題，國際奧委會和各國選手應進行多大程度的涉入？東京以公共衛生名義對個人自由進行限制，是否意味著北京將出台更嚴格的規定？在週五的最後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巴赫拒絕回答任何有關中國的問題。

那麼，本屆奧運會的最獨特之處就會是它的奇異，即常規奧運準則與對這非常規時代的尖銳提醒交織在一起。

歷史學家沃利欽斯基首次參加奧運會是在1960年的羅馬。週五晚，他正在猶豫是否要像往常一樣出席閉幕式。那必定遠比不上正常的儀式，許多選手為了公共安全都已經回國。參加還有什麼意義呢？

他說，他寧願記得上週在國家體育場觀看田徑比賽時的情形，當時有一小群選手聚集在色彩繽紛的看台上，距離近到可以為他們的隊友和朋友歡呼。沃利欽斯基說，那一幕觸動了他。讓他可以忘卻這屆奧運的殘酷現實，哪怕只是片刻。

「感覺有點像奧運會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