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駛我的車》閃耀奧斯卡，日本電影人回歸國際舞台
東京——日本電影上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是13年前瀧田洋二郎的《入殮師》，該片講述了一個因意外從事殯葬行業的男子的故事。當年這部影片爆冷獲獎，讓那些之前幾乎沒有聽說過它的預測者們驚訝不已。
畢竟，日本電影早已不復20世紀中期的輝煌，當時全球的影評人和其他電影人都把黑澤明、溝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視為全球電影界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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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駕駛我的車》在國際上的成功源於它超越了日本國內電影產業的局限，在這個封閉的行業裡，大多數電影只能在日本本土上映。
濱口龍介的這部電影根據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改編，描繪了「一個容易被外國人接受和理解的日本」，東京的電視製片人、前影評人津田玉木（音）說。這部電影的內容顯然是國際性的：主人公在執導契訶夫《萬尼亞叔叔》的話劇演出，劇目中的演員來自多個國家，說不同語言，包括韓國手語。
該片「觸及了每個人都有但很少說出來的感情，」津田說。「這不是一部你必須了解日本才能真正喜歡和理解的電影。」
濱口獲獎後在後台採訪時說，他認為這部電影的主題很容易跨越國界。「我覺得這個關於失去，以及如何在失去後繼續生活的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他通過翻譯說。
這部電影展現了一個國際化的日本，刻畫了生活在社會孤立中的人物，可能也呼應了當今西方對日本社會的印象。
「我們正在研究目前更廣泛的國際文化對日本的特性有什麼樣的看法，」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日本研究高級講師珍妮佛·科茨說。她表示，隨著新聞媒體開始描述日本的孤獨流行病或被稱為「家裡蹲」(hikikomori)的極端隱居者現象，那些能夠打動日本以外的影評人和觀眾的電影往往是「關於安靜創傷的電影」，會表現出「一種情感克制的風格」。
奉俊昊執導的關於階級鬥爭的韓國驚悚片《寄生上流》創造了奧斯卡歷史，在2020年成為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與它不同的是，《駕駛我的車》並未直面日本社會的問題。它傳達的社會信息或許更安靜，在這個邊境仍對國際遊客關閉、移民仍是一個敏感話題的國家，電影遠離了對日本內部的關注。
這部電影在日本的票房並不是特別成功，自8月上映以來，票房僅為8.89億日元（略高於700萬美元），大部分日本觀眾都是在它獲得奧斯卡提名後才去看的。「是外國獎項的提名讓日本人從沙發上起來，走進了影院，」津田說。
在過去14年裡，日本本土電影的票房一直超過美國大片，因此該片在國內的慘淡表現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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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口龍介的電影並不是在日本主流電影公司體系內拍攝的。該體系的資金來自電影製片人、廣告公司、電視網路甚至化妝品公司的聯合體，這往往剝奪了導演的藝術獨立性。相反，他從國內市場營銷力量不強的小型製作公司尋求獨立資金。
「可以說，《駕駛我的車》實際上是在反對日本電影業，」耶魯大學東亞文學和電影教授、專門研究日本電影的亞倫·格羅說。「可能有人會說，『哇，這部電影獲得了奧斯卡獎，日本電影行業將從中受益。』但也有人會說，不，不會，因為這部電影在某些方面是反對日本電影行業的。」
去年，日本觀眾大約花費了1620億日元（約13億美元）去影院觀影，其中近80%的票房貢獻給了日本本土電影。然而，電影學者說，許多日本國產電影幾乎沒有機會獲得外國觀眾，部分原因是它們的質量不是很高。
「日本的很多電影和電視製作都因非常平庸的演技而受到阻礙，」南加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助理教授凱瑞姆·亞薩爾說。許多電影選擇了電視綜藝節目中製造的所謂偶像，他們幾乎沒有接受過戲劇訓練，更像社群媒體上的「網紅」，而不是真正的演員。
在日本，人們對濱口龍介的獲獎反應冷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為記者舉行的每日簡報會上對此表示祝賀。但日本最大的報紙之一《朝日新聞》的影視記者小峰健二稱，《駕駛我的車》獲獎是「非常尷尬的局面」，因為這部電影沒有得到主流電影公司的支持，而且得到的資金太少。
東京大學前校長、濱口龍介的導師之一蓮實重彥在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對奧斯卡獎沒有興趣」，並稱《駕駛我的車》「算不上一部優秀的作品」，他沒有對此做出進一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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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電視製片人津田玉木說，《駕駛我的車》在奧斯卡的成功可能會促使更多日本電影人考慮吸引國際觀眾。
「尤其是現在，有了流媒體、Netflix、亞馬遜等等，日本的電影和電視節目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觀看，」津田玉木說。「所以我認為，人們需要了解外國觀眾以及他們的看法。」
濱口龍介說，他在拍攝這部電影時並沒有考慮到更廣泛的觀眾。「我自己也是一名電影觀眾，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標準，」他在奧斯卡頒獎禮後的後台採訪中說。「所以我在思考我自己的個人標準，以及我做的電影製作是否達到了這些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