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灭的城市——香港的剥夺与抗争》(暂译名),林慕莲著
《无可奈何的城市——香港回忆录》(暂译名),张嘉伦著
传说最早的一批香港人都是忤逆之辈。公元5世纪,也就是东晋年间,一个名叫卢循的官吏揭竿而起,后败退至香港的大屿山。在这座岛上,他们住山洞,吃生鱼,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他们长出了鱼头。据说,卢亭人,也就是香港最早的居民,正是这些造反的人鱼。
近年来,卢亭人的传说为香港的电视节目、艺术作品和戏剧提供了不少灵感。对于这个神话的延续者来说,它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是香港人写给香港人的。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关于这座城市的主流叙事之外的选择。是港人为重夺历史的话语权所付出的努力。
有两本新书以港人的声音和视角为中心,推动了这一努力。林慕莲的《不可磨灭的城市》颠覆了香港历史的公认版本,它对香港长期以来争取主权的斗争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文字引人入胜。而在张嘉伦充满激情的回忆录处女作《无可奈何的城市》中,她以生动的文字写道,当一座城市在你面前消失时,找到自己的位置意味着什么。两本书都揭示了长期存在的各种力量是如何汇聚在一起,引发持久的愤怒和沮丧情绪,进而在2019年彻底撼动香港。
林慕莲曾是NPR和BBC的记者,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她认为,“从一开始,香港的身份就是有条件的、充满不确定,”而它的历史则由中英这两个几百年来对其宣称主权的大国所书写。根据中国的说法,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直到1842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南京条约》将香港强夺。这是中国所谓“百年屈辱”的开始,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才算一雪前耻。现在,北京方面计划将香港以及澳门、深圳、广州等城市合为一个所谓的大湾区,成为中国南部的中心。林慕莲很清楚中共不停改写历史的能力。她的第一本书《重返天安门》(2014年)揭示了中共是如何消除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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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对香港的报道中,中国是熟知的反派,但林慕莲将最尖锐的批评留给了英国人,根据他们对一个“想象中的香港”的叙述,香港本是一块“光秃秃的石头”,直到他们到了那里,并将其转变为“亚洲的国际城市”。这样的叙述“让香港失去了殖民前的历史,”林慕莲写道,“以及香港人的祖先。”林慕莲的父亲是新加坡的华裔,母亲是英国人,她五岁时移居香港。她的学校传授“令人吃惊的维多利亚时代”守旧课程,“旨在确保我们不会与任何地方有过于紧密的认同。”孩子们没有了解到英国以血腥手段夺取香港,其真正目的是在中国恢复非法鸦片贸易。
在这段殖民历史中,林慕莲用生动的细节强调了英国统治其最后一个重要殖民地时的种族主义和“故意无视”。她本人的亲戚梅含理于1912年担任香港总督,禁止中国人居住在高级的山顶社区。他有一匹赛马,被他命名为“黄皮”。林慕莲从一批信息价值极高、曾为机密的采访档案中取材,生动地描述了英国人如何在谈判移交时一再向他们最信任的香港顾问隐瞒和提供混淆的信息。这些由锺士元领导的“非官守议员”在1984年警告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了确保中国信守承诺,让香港的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有必要采取保障措施。林慕莲说,撒切尔夫人私下里跟他们有一样的疑虑,但仍继续进行谈判。崩塌已成定势。当然,林慕莲的解读得益于事后分析。
这部香港的另类叙述不受国家提供的历史束缚,林慕莲将最近的抗议活动置于该地区长达数百年的反叛历史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当时香港是一个繁荣的产盐中心。她详细介绍了香港人最近为营造共同历史感所做的努力,从卢亭的传说到“档案马拉松”——志愿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每次梳理多达8000页的原始资料以“将过去拼凑在一起”。而且,林慕莲写道,香港人“也是政治动物,当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受到威胁时,他们会通过走上街头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林慕莲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基于对勤奋和毅力的尊重(又名“狮子山精神”)的香港身份认同出现了,并由共同的语言粤语和对大陆日益增长的警惕性维系在一起。
但在林慕莲的叙述中,最意想不到的英雄是曾灶财——“九龙皇帝”是他更广为人知的称呼,其实他是这本书最初的灵感来源。他是一名牙已掉光的拾荒者,指责英国殖民主义者窃取了他的祖先家园,从1950年代到2007年去世,“九龙皇帝”花了近60年时间,在岛上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涂鸦运动,以宣扬他的主张。在追寻他的故事时,林慕莲“发现了许多个香港”以及她自己的几种相互冲突的身份认同。她是中立的记者还是参与者?作为一个只会说“极其基本”粤语的欧亚人,她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到最后,林慕莲得出结论,她是,因此她不能保持中立。“距离是香港人——无论在哪里——都无法享受的特权,”她写道。“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家被毁,无法逃脱这种恐惧。”
同样地,在《无可奈何的城市》中,张嘉伦将构成现代香港的多个宇宙区分开来。其中一个是“国际大都会”,是国际学生和外籍人士的家园,他们的天堂是兰桂坊,“一条酒吧林立的坡道,到处是醉汉和果冻酒”,他们自豪地告诉人们他们是香港人,但“除了谈论旺角或叉烧饭,几乎不知道怎么描述这座城市”。
然后是菜市场和海滨的世界,“工业建筑中的地下音乐家,经营素食餐厅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用中文和带有本地特色的英语写作的杂志制作人和诗人”。正是在这些“安静的角落”,张嘉伦明白了成为香港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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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回忆录跨越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和2021年之间的时期。在2021年,新的国家安全立法成为“北京压制香港异议的武器”以及“全面镇压的转折点,很快渗透到香港生活的方方面面”。张嘉伦并不愿意写香港,直到“现实日益逼近”,她担心如果等得太久,她能写的香港已经全都不见了。她说,这本书是她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生活方式”。
张嘉伦出生在深圳,1岁前移居香港。“我4岁时,”她写道,“我的小小城市从英国殖民地变成了中国的地产。”那时,她的父母分开了,她的母亲不在身边,她的父亲脾气暴躁。她与父母的关系都很紧张。张嘉伦的生命中“唯一可靠的存在”是她的祖母,祖母严格遵守她那些道教规矩,并通过食物来表达她的爱,从鲍鱼和生菜到蒸鱼再到蛋糕卷。那时,张嘉伦还不知道身为香港人意味着什么。童年时,她已习惯了戏剧性的生活,SARS危机和2003年对第23条——一项国家安全法案——的抗议只是童年生活的背景噪音。
张嘉伦在一所昂贵的英语国际学校上过几年学,与朋友在精英乡村俱乐部的泳池边玩耍,还参加了昂贵的高地城堡海外之旅。当她的商人父亲失去了财产时,他把她从那个娇生惯养的世界中拉了出来,把她送到了一所保守的公立学校,那里学费免费,大多数人讲粤语,学生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张的前私立学校同学开始称她为“本地人”;她没能逃脱他们的傲慢和阶级主义。
与家人越来越疏远的张嘉伦在18岁时离开了家。她多年来一直睡在沙发和双层床上,有过22位室友,住过六个地方。这在香港很正常,因为政府与当地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勾结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在一个规则被操纵的城市,拥有一个家是不可能的,在香港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面对这种无可奈何。”张嘉伦直言不讳地谈到她的抑郁症以及在一个通常负担不起和无法获得服务的公共卫生系统中遇到的困难。2019年,当香港人开始走上街头抗议一项允许将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拟议法律时,她眼睁睁地看着要终身应对的个人的战斗升级为全市范围的心理健康危机。
尽管“无可奈何”,这座城市还是逐渐成为了张嘉伦选择的家。2014年雨伞运动诞生期间,她是一名在苏格兰留学的法学院学生,当时有多达10万人在街头露营,以迫使北京的地方官员和中共领导人听取他们的要求,自由并直接地选举香港最高领导人行政长官。当她回来时,以“参加我能参加的每一次抗议”过度地补偿。2019年,她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穿梭,在“现实”生活中,她去上班、在“欢乐时光”时段喝酒,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在“另一个世界”里,她戴着安全帽和口罩,加入数以千计的人群,同心游行。
在这个故事中穿插着她与朋友、抗议者、音乐家和以前的同学的亲密对话。她的记忆中既有戏剧性的时刻,也有平静的时刻,都带有一种接近恍惚的感觉:她在父亲的车里跟着邓丽君甜美的声音唱歌;有自杀倾向的张嘉伦在她所在大厦的边缘对着警察大喊大叫;她坐在码头上,“眺望着小岛的轮廓……用膝盖夹着一杯咖啡,书页沾上了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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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前的同学对张嘉伦开玩笑说她正在“写一本关于你有多讨厌国际学校学生的书”,她回答说,“不是一整本都关于这个。”然而很多地方都是。但张嘉伦的批评听起来是真实的:对“移居亚洲教英语或寻找自我的外国人”的批评,对外国媒体及其经常简化的叙事的批评。但她对这个没有面目的“大都会”群体的嘲笑是如此尖锐;她认为富裕、不关心政治的人忽视了真实的香港,这个观点是如此明确,以至于我想多听听那些人自己的说法。
读者在这里找不到那些人的观点;张嘉伦并不声称自己代表任何人,只代表她自己。有时候,她会在没有翻译或解释的情况下在文中插入汉字。“也许这不是一本你想读到的书,”张嘉伦写道。这正是本书的关键。长久以来,遥远的利益集团一直声称代表香港。是时候让广大香港人为自己说话了。
《不可磨灭的城市——香港的剥夺与抗争》,林慕莲著,294页,里弗黑德出版社,28美元
《无可奈何的城市——香港回忆录》,张嘉伦著,320页,兰登书屋,28.99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