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璧莲的书迷在读完她的书后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书中的角色可能会在她的下一本书中再次出现。
她1996年的小说《应许之地的莫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讲述了一个中国移民的女儿皈依犹太教的故事,主人公在她1991年的处女作《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中首次出现,是一个襁褓中的女婴。她1999年的短篇小集《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中的一个人物邓肯·徐是她的新书《谢谢你,尼克松先生》(Thank You, Mr. Nixon)中一个故事的主角,该书由克诺普夫出版社出版。
“并不是我坐下来说,好吧,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任璧莲说。“我对人们的改变很感兴趣。我自己也改变了很多。”
现年66岁的任璧莲是中国移民的女儿,已经出版了九本书,经常在小说中探讨华裔美国家庭的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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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非虚构作品,包括《行李领取处的女孩》(The Girl at the Baggage Claim)和《老虎的写作》(Tiger Writing),都围绕着任璧莲心目中西方高度个人主义社会鼓励的“独立的自我”与亚洲文化中常见的“依赖性的自我”之间的根本区别展开。“因为我有依赖性的一面——它不是我的全部,而是我的一部分——我确实有一种义务分享我知道的东西,”她在本月的一次视频采访中说。
本书的标题小说《谢谢你,尼克松先生》是一封轻松的信件,由这位前总统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遇到的一个女人所写——在小说中,他身处地狱。其他相互关联的小说有些是在疫情期间写的,有些是在前几年写的,读者在小说中会遇到一个学习移民法的女性,在后面的小说中还会遇到她的一位客户。
任璧莲讨论了中国如何影响了她的作品,她从非虚构写作中得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即使在小说中,弄清事实也很重要。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节选。
请告诉我这本书的时间线,以及它和你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
我在1979年去中国探亲,有趣的是,尽管当时还不是作家,我还是做了大量的笔记。我那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但我想我有成为作家的潜质。
1981年我再次回去教书,在山东给煤矿工程师上课。然后我去了艾奥瓦州,所以我几乎是一离开中国就去艾奥瓦州攻读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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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是在试图记录历史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它就在那里。
新冠疫情期间,我坐下来,看了一些老故事,你可以看到事情的发生。历史一直在那里——我们没有意识到,当然,没有人会想,“我之所以能做这笔生意,是因为尼克松去了中国。”(笑)这是反思过去的时刻,尤其是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之际。
《谢谢你,尼克松先生》于2月1日出版。
《谢谢你,尼克松先生》于2月1日出版。
你曾经写过自己的独立和依赖性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你认为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你的写作风格,或者影响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关注点?
我是一个简洁高效的作家。但我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作品中的简洁性。是一位中国文学教授注意到的,他一说这件事,我就想,当然了。中国人喜欢极度的简洁——他们非常擅长短的抒情诗,留下了很多东西。
我意识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虽然我出生在美国,我只说英语,但我只是,所谓的“美国人”——那种审美一直伴随着我,就像对混杂的语气和微妙事物的兴趣一直伴随着我一样。但是,看到这些文化留在我身上的东西是很有趣的,如果要解释我是从哪里得到它们,那可能需要再写一本书了。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从家人那里听到过什么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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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安身立命实在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没有太多时间讲故事。在我的童年里,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分钟用来专门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想怎么度过这一天。我的父母不是那种能够讲出自己故事的性格——在你和我生活的世界里,自我叙述很重要,这样别人才能了解你。但是对他们来说,不讲出来的事情更重要——如果有些事很重要,你肯定不会拿出来说。和这边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确实试图从我妈妈那里探到一些故事。她没有说太多。但有时她说的话比她原本想说的还多。
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来自边缘化背景的作家,如果别人觉得他们可以代表某个群体,他们往往会拒绝成为“代言人”的期望。但你似乎更愿意承担这个解释性的角色,至少在你的小说里是这样。
我认为有些人担心,如果承担了这个任务,无论是作为非虚构作家还是作为某种“文化大使”,会难以脱身。但对我来说这样更舒服。
而且,我已经成为一名小说家——如果我的第一本书是非虚构类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轻松脱身。我脱离非虚构写作时没有困顿感,反倒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确信这就是我写《抵制者》(The Resisters)的原因之一。我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而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地盘,可能更像是属于任璧莲的地盘。然后我们就看看以后会怎么样吧。所以我认为非虚构类写作帮助了我成为一名作家。
“我确实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记者和历史学家所做的所有出色工作——我将它们视为钢琴的琴弦。他们的工作是制作琴弦并确保它们的音准正确,”任璧莲说。“我的工作是将音乐弹奏出来。”
“我确实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记者和历史学家所做的所有出色工作——我将它们视为钢琴的琴弦。他们的工作是制作琴弦并确保它们的音准正确,”任璧莲说。“我的工作是将音乐弹奏出来。” Hilary Swif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的许多故事都围绕着几代人的观点差异——包括他们如何看待阶级和种族。你有没有担心过读者是否喜欢你笔下的角色,尤其是在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增加的时候?
少数族裔作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其他作家?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你必须非常小心。随着时代的变化,声音越来越多,你可以放松一点。但是我的脑海里仍然有一个小声音在说:“我会带着我觉得真实的东西去写,但我也必须认识到它可以被如何解读,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必须消除读者的敌意。”我的幽默是其中很大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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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足够多的题材,我们可以写任何我们需要写的东西。有些会讨人喜欢,有些会不讨人喜欢,但所有这些都将完全是人的本性。
你的新书的时间线横跨1970年代至今。你如何看待这本书与它所涵盖年代的其他叙事的吻合性?
虽然是虚构的,但有很多事实是准确的,我确实感到一种责任,尤其是当我谈到一些场合,而这些场合没有很好地被记录,如果我在那里,弄清楚事实至关重要:那里有蚊帐还是没有蚊帐?吊扇是不是在转?
我确实试图尽我所能确定这些事实。但最后,我确实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记者和历史学家所做的所有出色工作——我将它们视为钢琴的琴弦。他们的工作是制作琴弦并确保它们的音准正确。我的工作是将音乐弹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