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滚动浏览新闻源中最新的致歉时(如果有人因此觉得受到了冒犯,我道歉当时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我很抱歉,但不是因为那个原因),不难发现什么样的道歉算不上道歉。但我倒是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是道歉,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道歉。
几个月前,我从纽约飞到威斯康辛州,去向前妻道歉。2006年,她被告知患有乳腺癌时,我们在一起已经14年了。手术和化疗期间,我一直陪着她,但我很害怕。在化疗结束的时候,我跑了,当时她病得还很重。我和我的治疗师开始了一场干柴烈火的婚外情,后来和她结了婚。
我前妻的癌症治好了,之后她再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但我的罪过太大了。我之前也对她说过抱歉的话,但比起被遗弃的痛苦,那些话太轻飘飘了。
如果言语不足以表达,那还有什么办法?在不久前通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地跟我坐下来,说说我给她造成的痛苦。或许,道歉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真正聆听受害方的经历,好好理解对方的痛苦。所以,我订了去威斯康辛的机票。我的计划是,先倾听,然后尝试一起创立一个修复过程。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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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apology)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apologia”,意思是辩解、解释、辩护或道歉。我们美国人的道歉,往往是在玩文字上的游戏。从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把整个时代都当作替罪羊,到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表示“遗憾”,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支吾其词、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例子。连我们的总统都做不到勇于担责,也就难怪小人物会犯糊涂了。
犹太人的道歉过程叫teshuvah,它要求寻求宽恕的当事人首先要进行个人总结,或者说,清算。在希伯来语中,teshuvah的意思是“返回“。我想,这可能能给我们的共同过程提供一种框架。
到了之后,我发现留给我们独处的时间恐怕有限。我的前妻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但她两岁的那个孩子要睡觉。4岁的那个想玩磁力片积木。然后是图书馆和游泳课时间,穿鞋、脱鞋、再穿鞋——哎呦,我们把拉米留在图书馆了——赶紧去随便找点吃的。直到两天后,我们才真正地坐下来聊。不过,这都是治愈的一部分。我本来设想的是一次大张旗鼓的峰会式碰面,最后经历的却是生活——她充实而幸福的生活,以及她让我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回来了。
“谢谢你,”我说,“谢谢让我来这儿。”
我解释说,我想为她营造一个空间,让她说出需要对我说的任何话,这样我就可以倾听她的话语,并且不带任何辩护或借口地道歉。我提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是teshuvah或者我在准备过程中读到的其他道歉方式和仪式所规定的,而是因为,根据我自身的受害经历,这样的方式是我最想要的。
我想从我的心理治疗师那里得到它,她以暴力的方式结束了一切;我想从父母那里得到它,也想从那些曾经不公正地对待我,并且从不说对不起的人们那里得到它。我想,或许这是一种普遍的渴望——被人倾听,而不是接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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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慷慨地说,我能来这一趟,对她来说很有意义。我本来以为她会愤怒,但她说,她的感受是一种深沉的悲伤。她也知道,在那14年中,我们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过于压抑。但我离开她的方式令她非常悲伤,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悲伤。
令别人悲伤和令别人痛苦或恐惧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加阴郁、深沉,而且持续时间更长。我品味着那些话语,感到极度自责。我记得离开她几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她坐在窗边的照片。因为化疗,她的头大部分依然是秃的,她狠狠地盯着相机,嘴巴扭曲成一个鬼脸,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吞下去。我知道,是我让她变成这样的,我还做了更过分的事情。
当然,我的本能是用语言来填补这个空间,但我想花时间承担她话里的全部重量。
“我很抱歉,”最后我终于说道,“因为我让你这么悲伤。”
我们谈到如何弥补;我想过各种方案,从帮她带孩子到去癌症病房做志愿者。但是,不必了,她说,在整个过程中,她已经得到了弥补。
我们谈到悔罪,谈到我对为何要做这件事情的思考。事实上,我和前妻基本上是一起长大的,我20岁的时候,我俩开始约会。在某种程度上,她充当了我的母亲。我成长期间,母亲病得很严重;前妻让我可以感受到被爱和受保护。但当这种爱受到疾病威胁时,我只想求救,就像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样。我的心理治疗师提供了这样的救援,而且她看上去似乎是那个永远不会给我带来疾病,也永远不会死的人。最终离开她的时候,我学会了我本应早就知道的东西: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有能力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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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谅你,”她说。
我的道歉过程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大度。但我想知道我们走过的这条路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榜样。
我们的文化擅长作承诺——我们的领袖们总在宣誓,我们说“我愿意”——我们也擅长在承诺被打破时作出惩罚。但是给真正的懊悔和反省的空间在哪里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你怎么反对都可以,但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以基督徒自居),而我怀疑这是否在我们的道歉上强加了一个救赎框架。我们期待着立刻被赦免,被原谅,就像我们期待上帝一样。但人不是神,我想知道,在这个充斥着轻松的道歉新闻稿的时代,我们是否需要放慢脚步。
当然,为犯罪道歉和为伤了他人的心道歉不同。但其中也有一些交叉。举例来说,也许犯错的人可以与公众进行更复杂周到的互动,而不总是溜回自己的私生活里,反思自己的行为(像人们认为应该的那样)。在“#我也是”运动中,我们已经正确地把私人的违规和权力滥用行为公之于众,包括它们所有令人痛苦的细节。但在这些揭露之后,我们需要的不止是一个快速的“对不起”。想象一场可以看到真正的反思和改变的对话吧。
因为事实是,道歉很少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流:当你伤害一个人的时候,你伤害了很多人。当我抛弃前妻的时候,我也抛弃了我的朋友们,他们对我感到非常愤怒。我伤害了其他人,他们听了我前妻的故事,害怕他们的爱人也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离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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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涟漪效应会不会反过来也有效呢?亲密的关系会散布伤痕。我希望公开的亲密道歉能治愈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