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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在我心裡一直是座溫暖的城市。記憶中我小時候的左鄰右舍,都有著新疆獨有的「各民族聚居」特色。幾乎每年的古爾邦節(宰牲節)和肉孜節(開齋節),父母都會領著我去他們的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朋友家串門,問候。大家總會盤腿而坐,其樂融融地度過那些節日。當然,回憶也並非總有斑斕的色彩,猶記得1997年2月的那次公車爆炸,當時讀五年級的我就在離現場百米遠的地方。
來美國已經十年了,除了父母偶爾通過微信連線送來的絮絮叮嚀,這個城市在我心中塵封已久,有些印記似乎越發模糊,而有些感覺卻越發強烈。
「7·5」事件中,警察用消防水龍帶和警棍擊退暴徒,並拘留了看起來是抗議領導者的維吾爾族人。
「7·5」事件中,警察用消防水龍帶和警棍擊退暴徒,並拘留了看起來是抗議領導者的維吾爾族人。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十年前那流火的七月,我在北京的本科生涯告一段落;7月3日,我拿著一張搶到的返鄉車票,跟一群新疆的小夥伴們有說有笑地暫別了北京。記得5日下午,我的一個大學好友發信息說,「你現在坐的車到哪裡了?你家那邊暴亂了知道嗎?」我回了他一條信息,說:「滾,老子在這好好的,你家才暴亂了。」接著收到他的第二條信息,說:「沒跟你開玩笑,你去看看新聞就知道了。」
但我們當時網上看到的卻是零星的不明真相的信息,而且基本發到網上一兩分鐘就被刪除。接下來跟家人通過電話了解到烏魯木齊確實已經開始亂了,但是家人也沒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父親,一名普通的漢族公務員,只是在電話裡寬慰我,讓我不要多想,說事態發展還在政府的掌控中。當時,包括他的工作單位在內,幾乎所有的國家單位都通知人們不要上街,留在家裡。我坐的那趟火車在烏魯木齊郊外無緣無故地停了一段時間,才謹慎地駛向烏魯木齊。
「7·5」事件中被逮捕的維吾爾族年輕人。
「7·5」事件中被逮捕的維吾爾族年輕人。 Katharina Hess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從我5日晚上到家開始,就不斷接收到各種消息,真假無從分辨。記得家裡電視頻道中唯一能看到講一些真話的媒體——鳳凰衛視,突然就悄無聲息地沒了信號。第二天,政府第一個動作就是切斷網路連接,各種內地的新聞播報也沒有說清楚新疆發生了什麼。漢族和回族傳播說維吾爾族在針對漢、回這兩個群體進行有計劃的「仇殺」,維吾爾族則指責漢族出動軍警,阻撓他們合法的遊行示威活動,而且不加區分地逮捕他們。
剛開始,我以為僅僅是一些維族人遊行示威,後來才知道演化成了暴亂事件,也沒有官方的說明。政府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但是它穩定民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宣導「不信謠不傳謠」,堅持漢族與少數民族「兩個離不開」之類的慣常措辭。
然而,這種欲蓋彌彰的手法,除了加深不同族群本就日益漸長的隔閡,還強化了人們心中本就存在的恐懼。維吾爾族懼怕漢族會對他們展開「種族清洗」,漢族則害怕維吾爾族對他們上演其他形式的類似「7·5」事件的報復活動。父親的朋友,一位維吾爾族公務員,當時跟我父親說她和家人害怕被扣上「暴徒」的帽子,所以不敢對「7·5」事件以及有關民族關係的問題發表任何意見和看法。母親的同事,一位漢族職員,在幾乎所有隻有漢族朋友參與的社交場合中,都會宣揚維吾爾族對漢族有計劃「屠殺」的言論。
「7·5」事件發生後,漢族人拿著棍棒走進維族聚居街區。
「7·5」事件發生後,漢族人拿著棍棒走進維族聚居街區。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拿著棍棒的維吾爾族人在他們聚居的街區的路障後等待。
拿著棍棒的維吾爾族人在他們聚居的街區的路障後等待。 Nir Elias/Reuters
生長在烏魯木齊那麼多年,從未感受過連風颳起落葉都能聽到的那種瘮人的靜謐。「7·5」事件以後的大概一個多星期裡,街道上除了防暴警察與武警幾乎沒人,只有7月的驕陽,依舊那麼熱辣。偶爾遇見的漢族或回族人,都是三五成群,結伴而行。大家不出意外地都拿著棍棒,或者鐵鍬,或者鎬頭。而維族從6日開始就沒人敢出門。那段日子,我的維族同學和朋友沒有人願意跟我交流。維吾爾族有部分人認為那是一次對漢族的成功的「集體復仇」,當然更多的人懼怕漢族的報復。
其實事件發生後,除非親歷者,連當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全新疆都是斷網的狀態,變成了一個大的「局域網」,電話通訊也受到限制。人們在斷網狀態下相互間的信息交流,除了在本族群廣為流傳的那些「故事」,更多的就是來自於幾乎人手一份的「電子資料」——大家在互相傳閱來自於事發時,監控攝像頭記錄下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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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個大局域網中生活了一個半月,八月底拿著畢業前就已經得到的簽證,啟程赴美。
初到美國什麼都是新鮮的,看到的一切,經歷的種種,都想分享給家人,分享給朋友們。只是我未曾想到,家裡一切通訊設施切斷的狀態,竟然會持續了一年多。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不曾得知親人的近況,他們也不知道我在遙遠的大洋彼岸狀況幾何。
「7·5」事件中的傷者在醫院接受治療。
「7·5」事件中的傷者在醫院接受治療。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記得是2009年9月初的某一天,越想越意難平的我,在一腔熱血中,沒有顧及會置父母親人於何種險境的情況下,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我在自己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還有Myspace帳號裡,公布了我手中所有的「7·5」事件現場照片以及監控設備記錄的影像。197張照片呈現出了大部分遇難者的遺容,主要是漢人,男女都有,很嚇人。影片則為事件的三段完整記錄,從過路人被打,到暴徒聚集圍毆受害人,到最後傷亡者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的情形。
我是在烏魯木齊從朋友那裡拷到這些影像的,他告訴我那些資料都是自公安局內部流出的,並沒有任何拍攝者信息。照片裡的受害者遺體旁大都擺放著比例尺和遇難者身份證件,由此也可以推斷出是警察處理現場的照片,但我無法確認。
照片發布的三日內,僅僅在Facebook就有十幾萬的瀏覽量。雖然「7·5」事件過後沒多久,Facebook與Twitter就徹底被封,但照片還是被中國一些部落格轉發了,國內很多看到過照片的人才知道烏魯木齊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暴力。當然也有很多爭議。有人認為畫面極其血腥,我不應該發布出來。但也有人認為中國政府的新聞審查非常不合時宜,我發布出來的資料才是真實和有說服力的。
中國官方也注意到網上出現的資料,然後立刻發起抨擊。 「我們反對這種行為,因為這些照片可能會挑起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的異化和仇恨,」新疆的一位公安局副局長向《環球時報》英文版表示。自治區發言人也否認政府試圖掩蓋任何事情。
中國軍警去年在和田集會。自幾年前穆斯林復興以來,該市的安全管控已經收緊。
中國軍警去年在和田集會。自幾年前穆斯林復興以來,該市的安全管控已經收緊。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發布那些資料的初衷很簡單,就如我當時在接受幾次海外媒體採訪時說的那樣,我認為我所發布的所有內容均屬實,政府為了愚民而不刊載出來,是十分愚蠢的行為。我也擔心過,這些內容流傳出去,會不會帶來更多漢人的情緒。但我更認為真相不懼陽光,再殘忍也是真相,必須要面對。我當時還跟記者講,雖然可以理解官方輿論管控的初衷是為了不煽動族裔群體之間的敵對行為,但是由於它沒有面對事件背後的社會矛盾,並掩蓋了很多具體的來龍去脈,中國政府實際上加劇了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恐懼和敵意,並引發了後期更多的矛盾與抗議。 
時至今日,我也不認為我當時的這個做法有任何道義上的錯誤。我覺得所有受到傷害或者捲入其中的人,包括未曾親身經歷事件的人,都有權利知道事情的真相,都有反思事件的公民責任和人道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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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當時的我還氣憤於跟家裡長期失聯。對於一個首次離家萬里求學的年輕人而言,我欠缺考慮,沒有想到體制內工作的父母會因為我一時魯莽而身陷各種盤查。但我同時也是一個剛接觸到自由社會的青年,了解學習到的普世價值告訴我遇到類似事情,首要是知道真相,其次運用批判性思維探索事件背後蘊藏的問題,盡到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公民對國家、對民族應盡的責任,這也就是明朝時期的東林黨人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那種情懷。
後來,經反覆檢查,安全部門確認了並不是我的父母利用職務之便拿到了那些資料,然後讓我帶出境並公之於眾,而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他們也還回了從我家裡帶走的電腦,並讓父母給我帶話,讓我隨時待命,接受駐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問話,但我一直沒有跟中國官方打交道。
和田的一個檢查站,攝於去年。
和田的一個檢查站,攝於去年。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家鄉的那場暴亂促使中央政府對新疆事務做出了一系列調整。跟著新上任的自治區一把手張春賢來到新疆的,還有已經落實的數百億援助。新的領導加上巨額的援助資金,能給新疆帶來什麼?十年來,政府日益腐敗而又殘酷、愚蠢,民族間對立持續加深,公民基本人權被肆意踐踏。
「7·5」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它引爆於積攢多年的民族情緒對立。我認為新疆積重難返的民族問題,說到底,還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失誤,加上中國不民主的政治環境共同造成的。
烏魯木齊在我印象中那些破敗不堪的磚土房,周遭往往環繞著一些精心修葺的清真寺,再加上污水橫流的街道,從南疆搬來烏魯木齊定居的維吾爾族普通階層、烏魯木齊本地的維族或者漢族最低階層居住的這一類社區,躲在整個城市表面的繁華之下,往往隱藏著新疆最深層的矛盾。
幾十年來,歷任自治區領導,採取的治理方式無非兩種:一個是所謂的鐵腕治疆,打擊「恐怖分裂」勢力,短時間有效果,長時間帶來的則是社會的動盪。另外一種叫作懷柔政策,採取溫和措施緩解社會矛盾,改善民眾生存狀況,給新疆的不同族群以更多自主權,減少中央與地方的隔閡,縮小新疆與內地的差距。短時間確實有一些正面效果,時間一長,還是會有新的暴力事件發生,接著有新的「風暴」被醞釀出來。政府很輕易就會把少數民族的情緒跟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
2017年,喀什一位維族居民走在一處破敗地區。
2017年,喀什一位維族居民走在一處破敗地區。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國家對貧困少數民族族群的照顧,看起來比同類漢人族群要多,但這些照顧並不足以改變少數民族的生活窘境。少數民族的下一代,例如那些年輕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維吾爾青年,並沒有比父輩們好多少,大面積的失業讓他們和父輩們一樣掙扎於社會的底層,但對於生活,他們比父輩們有著更美好的想像和更多的要求。正因為如此,他們這個群體就是十年前的「7·5」暴動最主要的群體。
在南疆,貧窮歷來都是顯而易見的。少數民族農民往往住的是破舊的土房子,這和共產黨在新疆的上層掌握資源的部門、利益集團形成了極大的反差。貧窮的現實和豐富的能源帶來的強烈反差讓被剝削感油然而生。這個問題不止反映在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少數民族政治、知識精英群體身上,新疆的漢族人也有類似的情緒。我們的生活沒有什麼改變,甚至在自由民主法治層面還在倒退,中央要求新疆「穩定壓倒一切」,那麼如果不穩定,我們全體族群都要跟著受連累到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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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發展,維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精英群體的擴大,帶來自治意識的提升,這個問題顯然不是單純依靠經濟發展就能夠解決的。新疆的民族政策,例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優惠照顧政策,「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要盡量從寬」的兩少一寬原則,幹部培養政策,都是共產黨在中國成立的初期定下來的。但是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國家的經濟、社會、人口結構、民族關係等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民族政策卻一直沒有適當調整,我認為這才是釀成新疆種種民族問題的根本。
數十年來的優惠照顧,給各族居民帶來了什麼,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想其中最大的三項照顧政策——計劃生育的寬容、教育考試的加分優惠、幹部選拔任用的傾斜,越來越讓受「逆向歧視」的漢族人的不滿溢於言表。同時,這些措施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少數民族的生存境況。不加節制的生育、升學考試的優惠、幹部任用的民族劃界甚至限制了進步,它們並不是促進民族整體活力的根本途徑。
大門前的一個標誌將這棟建築物描述為一個「教育轉化中心」。它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最為廣泛的拘留營項目。
大門前的一個標誌將這棟建築物描述為一個「教育轉化中心」。它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最為廣泛的拘留營項目。
十年了,想想我們的政府現在如何治疆?不由分說地將少數民族當中大量的「兩面人」、「潛在威脅」分子轉入「教培中心」所謂的「學習班」。住進那個隔斷音信的「轉化所」,毫無自由。被抓進去的同胞們難道沒有妻兒老小嗎?面對這樣一種經年累月的「骨肉分離」,他們難道還會抱持對未來的嚮往嗎?政府解決長期積壓的對立和仇恨的辦法,就是毫無道理地把人關進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寄希望於長期的洗腦教化,改造一個一個的個體。
新疆,喀什。監控攝像頭無處不在。
新疆,喀什。監控攝像頭無處不在。
新疆的壓迫手段多種多樣,最近幾年,控制措施更是變本加厲。政府開始組織少數民族參與升國旗儀式,加強愛國教育;警察會沒收舊版古蘭經;被認為屬於「極端主義」的服裝均遭禁止;兒童不準遵守齋月等伊斯蘭教的習俗。在新疆實施「入戶結親」計劃,動員上百萬幹部監控居民,同時鼓勵鄰裡互相檢舉。還採集生物特徵數據,例如DNA和語音樣本。陳全國2016年擔任新疆黨委書記後,持續不斷推行治安「嚴打」,引進最新科技、打造全面覆蓋的網路監控系統,擴大強化對居民的監控。
在缺乏基本共識的前提下,任何一項具體政策的調整,都可能招致社會的不安定。但政府應該允許人們討論,甚至參與改進過時的民族政策,如果生活於斯的人們連這點基本的權力都沒有,很難想像家鄉的發展,會到一種什麼樣的地步,也許只有無盡的維穩。
我來美求學定居十年了,2013年就研究生畢業,但至今沒有回國探望父母親人和朋友,因為我有理由擔心回去可能遭受官方懲處,也怕牽連他們。我的父母和親人至今也沒有機會來美國探望我。去年7月和今年2月,我的外祖母和祖母接連因病去世,我也沒有機會回去見她們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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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殷鑒不遠。我們都知道共產黨一貫善於給不聽話的人扣下一頂沉甸甸的政治帽子,但是扣下諸如「兩面人」、「民族分裂分子」帽子的同時,當政者們埋下了什麼呢?也許會有那麼一天,新疆變得不再有那麼多限制。希望哪怕在夢中,能夠再次見到那些在父母陪伴下,馳騁天山南北所見到的壯美畫卷;那些深埋於心的故土情節;還有那些在烏魯木齊生活的點點滴滴,悠揚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