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月1日是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大陸的紀念日,這本應是一個歡慶的日子。它標誌著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成立,這也是中國首個這樣的地區。然而在週一,也就是回歸22週年紀念日,嘉賓們在前往儀式現場之前被告知,要去一個保密的地點。
多年來,香港從英國回歸的慶祝不時被零星的抗議打斷別名「長毛」的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常常會在遠處大喊反政府口號,以圖擾亂慶祝活動。官員們已經學會了對他不予理睬。如今,每年的7月1日都會舉行和平遊行——這是從2003年一項國家安全法案引發的大規模抗議開始的,時任保安局長的我當時支持那項法案。(法案最終被否決了,我在那次挫敗之後不久離開了政府。)這類示威活動通常被認為是在反對北京當局的勢力侵蝕,然而它們的存在首先就是在證明,香港存在著充分的權利和自由。
今年7月1日,由於對所謂引渡法案的抗議,預計參與示威活動的人會非常多,且有了更多的暴力色彩,出於這些擔憂,警方封鎖了香港主要會展場所周邊大片區域,確保紀念主權移交的升旗儀式能順利進行。
引渡法案的正式名稱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旨在協助將逃犯引渡至中國大陸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其立法程序現已暫停。)它包括了有力的保護措施,以防止任意地交出嫌疑人。但許多香港人對大陸的法律和司法系統抱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法案的反對者得以激起人們的普遍擔心,認為它可以被用來把身在香港的人遣送到大陸,讓他們面臨不受正當程序保護的虛假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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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抗議活動不斷發生,破壞了香港作為全球最安全城市和主要金融中心的聲譽。然而,僅僅因為香港與其主權國的關係反覆出現緊張,就全盤否定「一國兩制」或敲響它的喪鐘,將是輕率之舉。
批評者和質疑者應該記住,「一國兩制」是一項未完成的工作,其設計本意也是如此。只是事實證明,這種獨特的模式實施起來比1997年之前的預期更具挑戰性。
事實是,1984年英國和中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這項協議設立了將殖民地香港在1997移交給中國的基本條款——兩國政府對它們想到的這個方法都感到滿意,這是一個能讓香港回歸中國後依然保持獨立的系統。但是,這個大方案仍需接受香港實際的、不斷演變的局勢的考驗,我們都發現,有關其實施的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而且存在衝突。
考慮一下這個城市的政治制度。《聯合聲明》宣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聲明沒有提及普選。這一概念只出現在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中:「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香港自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天起,就實行半選舉、半委任的混合政治制度,這為持不同意見的政黨之間留下了很大的爭論和分歧空間。2014年,香港一些主要街道被佔領79天,誘因就是如何選舉香港特首。西方媒體將這些抗議活動浪漫化為「雨傘革命」。但建制派譴責它們是非法的、分裂的,是對北京當局的挑戰,也是對香港穩定與繁榮的威脅。
香港政府最近修訂引渡法律的努力也是如此。反對擬議法案的抗議活動的規模和暴力程度——導致立法會在週一遭到史無前例的佔領——充分表明,香港社會仍存在深層次的、懷有敵意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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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與祖國的關係,以及香港在中華民族中的位置,人們的看法也大相逕庭。在政治譜系的這一端,民主人士、本土派和主張獨立的人呼籲在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保持一道「防火牆」,甚至朝著完全分離的方向邁進。另一端是愛國者或民族主義者,他們宣揚徹底的融合。(北京方面則堅稱,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擁有「高度自治」。)
暴力是不可接受的,但鑒於這些分歧,香港年輕人對香港未來缺乏方向和共同願景感到沮喪、無助甚至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還面臨著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嚴重的土地和住房危機,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精英和企業家日益激烈的競爭,導致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斷減少。歷屆香港領導人都未能讓他們相信,香港的未來將比回歸前更光明。
然而,放棄「一國兩制」是愚蠢的。《基本法》仍然是維持香港的獨立制度、權利和自由以及獨特生活方式的最佳保障。沒有它,香港將失去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事實上,它將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這正是抗議者所擔心的。
香港喧鬧活躍的文化——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叛逆——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想要超出《基本法》允許的範圍,獲得更多的自治、權利和自由的香港人,不應該把目標定得過高導致到頭來一場空。
「一國兩制」是一種政治妥協,需要相互理解和剋制,才能保持所需的微妙平衡。全世界都非常關心這個城市的福祉。但是要讓中國政府理解怎樣做才最有利於這座城市;同時讓民眾看到,通過對《基本法》慎重全面的闡釋可以解決香港遺留下來的衝突,從而贏得他們的支持,始終要看香港領導人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