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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6年离开中国之前就读过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作品,回想起来,这就像是个奇迹。1990年代初,我还是个大学生,经常去北京的外文书店。我收集了书架上的所有美国作家的作品:霍桑、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罗斯、厄普代克和贝娄。这些书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都附有一篇解释文化典故的译文或者至少脚注。托妮·莫里森的书不在其中。
一位来自美国的英语老师跟我提起了托妮·莫里森这个名字,但我花了些功夫才找到她的书。机会最大的地方是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馆从1979年开始和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有图书交换项目。当时它还不对公众开放。一个朋友的父亲是火箭科学家,享有使用图书馆的特权,通过他,我得到了一本美国版《宠儿》(Beloved)。
“124号恶意充斥。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房子里的女人们清楚,孩子们也清楚。”(本译文摘自《宠儿》,潘岳、雷格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译注)以我的英语水平,开篇的几句话不查字典就能看懂,但语言之外,有一些东西是我不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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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中国的学校里会讲美国奴隶制的历史,但是很少。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美国内战完全是由北方资本家的贪婪所驱动,他们想把黑奴变成廉价劳动力,获取最大的利润。
二十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成了攻击美国的一件趁手的工具。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美国黑人孤儿死于饥饿和寒冷,同时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孤儿在爱他的人帮助下取得成功。这些对比鲜明的故事,无疑是由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宣传工作者随意创作出来的,它们出现在每周一期的《少年先锋报》上,标题是《共产主义好,资本主义糟》。
我们的中学音乐老师是个有些多愁善感的男人,他弹着风琴,教我们用中文和英文唱《老黑乔》(Old Black Joe,中文译名常作“老黑奴”。——译注)——这首史蒂芬·C·福斯特(Stephen C. Foster)创作的客厅歌曲被视为白人作者如实描述非裔美国人生活的成功例子。我喜欢这首歌,它悲伤而沉重,和我们从小听到的政治宣传音乐很不一样。
有时我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就会唱起这首歌。我不知道“老黑奴”是谁,也不知道棉花田在哪里。
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读了《宠儿》、《秀拉》、《最蓝的眼睛》和《所罗门之歌》——那位火箭科学家不知疲倦地为像我这样饥渴的年轻人跑图书馆。正是通过莫里森的小说,我第一次了解了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此之前,我对这个部分基本上一无所知。
我试着自学这一部分,但是读她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或历史的教育。她的作品向我展示了,而且还在继续向我展示,历史容易遭到被误用和误导的语言的攻击,但是具有真理纯洁性的语言也可以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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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可以被操纵、粉饰和重写的,但生活在历史中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哪个独裁者或审查者能够偷走。保存在故事里的记忆,让历史鲜活。在那么多的美国作家中,谁能以最美丽、最有力的语言,最激烈、最勇敢地保卫那些成就今日之美国的记忆?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历史的重要性。人们似乎普遍希望忘记历史,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我的早期作品大多以中国为背景,一些读者因此给我发来愤怒的电子邮件。一部以文革余波为背景的小说尤其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你有什么权利写那些发生在你成年之前的事情?”人们质问道。(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4岁。)
有一次在我家附近的书店里,一个来自北京的女人激动地说,我的写作伤害了她的自尊。“是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我们的历史中,但你为什么不写点让人觉得中国好的东西呢?”还有一次,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问道:“为什么你要写这个国家的阴暗面,不写写2008年北京奥运,让我们感到自豪?”
这两次,我都反问提问者:“你会不会对托妮·莫里森说:‘你出生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为什么还要抓住那段历史不放,把它写下来?你为什么不能给文化、种族融合的和谐美国写点东西,让美国人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自豪?’”
他们可能给出了明智的答案,也可能没有。但这不是我所关心的。在2019年的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碎片》(Toni Morrison: The Pieces I am)中,她说了一些话,让任何作家对自身独立性的怀疑都成为写作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历史总是在证明,某些战斗会首先在书本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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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有权告诉托妮·莫里森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写什么。也没人有权告诉我这些。
她给予、并且继续给予许多人生存和扩展所需的空间。应该感谢她的,不只是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