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莫斯科和德黑蘭的政權——前者代表了對領導人大男子主義的崇拜,後者則是系統性的厭女——被女性發起和領導的抗議所推翻,那不是正合適嗎?
這種可能性已不再遙遠。在22歲的瑪莎·阿米尼——她在被指控違反伊朗的頭巾法規後被道德警察逮捕,在拘留期間幾乎可以肯定被毆打致昏迷——慘死後,伊朗各地爆發了自2009年反對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連任選舉欺詐的「綠色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
但這一次可能大為不同。
當年,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精力充沛,完全控制著整個體制。而今,有報導說他已經病重。當年,伊朗每天出口大約230萬桶石油。而今約為80萬桶,部分原因是川普政府的制裁。當年,抗議主要關於政治,集中在德黑蘭。而今,抗議關乎人權,且具有濃重的民族色彩:在阿米尼的出生地伊朗庫爾德斯坦省,奧什諾維耶市在週末被抗議者短暫佔領。當年,伊朗政權的民兵和安全部隊似乎輕而易舉就制服了抗議。而今,伊朗司法總監格拉姆·侯賽因·莫西尼-埃吉被拍到抱怨手下官員不堪重負,「覺都睡不上。」
廣告
但最大的因素還是女性。
「1979年女性抗議頭巾的威脅時,她們是在孤軍奮戰,」青少年時期經歷了那次伊朗革命的作家羅婭·哈卡克伊恩週一這樣告訴我。「現在,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男性認可了女性的領導,並站到了她們這一邊。很明顯,這些抗議者形成了與政權相反的集體認同。他們用前所未有的平等主義對抗這個政權的厭女症。」
獨裁統治是一門精細的藝術。試圖用過於寬鬆的手段治理國家——即在政治之外基本不太干涉老百姓,可能會讓自由佔據太多上風。
但那些試圖將政權深入到包括著裝選擇等等屬於生活最私密層面的獨裁者,也會面臨另外的風險。他們要求國家監督所有人而不是少數人的行為。他們讓更多人有了憎恨體制的私人理由。他們讓民眾得到了最簡單的革命工具。如果每一位伊朗女性都必須戴上頭巾,那麼每一位女性都有能力發動一場革命。
多年來,普丁應該明白自己不能掉進這樣的陷阱:他的武器是手術刀而非鐵鎚,他與俄羅斯人民的交易是,只要不干涉政治,他們的生活也就不會被干涉。
至於那些潛在的麻煩製造者,俄羅斯人權律師卡琳娜·莫斯卡連科曾在2007年向我解釋普丁的應對辦法。「沒有必要把所有商人都關進監獄,」她說。「但把最富有、最獨立、人脈最廣的關進去是必要的。沒有必要把所有記者都殺死。只要殺了最優秀和最勇敢的,其他人就能聽懂了。」普丁政權之所以得以維持,並不是靠無孔不入的強制,靠得正是一種模糊的恐懼。
廣告
一夜之間,情況發生了改變。為補充被嚴重削弱的軍力,普丁下達的「部分動員」令成了徹頭徹尾的強迫。從俄羅斯傳出的影像來看,兵役適齡男性正在逃往邊境,女性則走上了街頭。週日,天空新聞的一則報導稱,「在莫斯科的抗議中,女性多於男性,而她們一個接一個被扔進了警車。」
普丁當然有擔心的理由。上世紀90年代初,由瑪麗亞·基爾巴索娃領導的俄羅斯士兵母親委員會幫助結束了俄羅斯在車臣的第一次災難性戰爭。那之前,俄羅斯的母親們曾在呼籲人們關注欺凌儀式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軍中殘忍虐待應徵入伍的年輕士兵的慣例,而她們的呼籲也削弱了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
現在,普丁想在這場災難性的不正當戰爭中將30萬年輕人變成炮灰,而他們每一個人背後的無數位母親、妻子、姐妹、女兒和女友實際上也被動員起來了。她們攻佔莫斯科的機會遠比俄軍奪取哈爾科夫或基輔的機會要大。
在與普丁的對抗中表現出色的拜登政府,如今出面支持伊朗的抗議,包括試圖用伊隆·馬斯克的星鏈工具幫助伊朗民眾接入互聯網,這是件好事。如果能將退出核談判作為手段則更好,依據的原則就是一個不願解放女性的政權也不應免於制裁。
西方也有過婦女運動和「女性大遊行」。現在輪到伊朗的女性革命和俄羅斯的女性和平運動了。時機已然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