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前聽說過這個——我們現在正在與中國打貿易戰,那我就不說了。
事實上,你可能以前並沒有聽過我要說的。我說的不是川普為減少美國貿易逆差而施加的愚蠢關稅。我說的是拜登政府上週五對於向中國出口技術實施的全面管制,這些管制意味著約束其他發達國家和美國本身。
與川普的關稅不同,這些管制措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阻止或至少推遲北京生產先進半導體的努力,這些半導體具有至關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意義。這聽起來像是美國方面採取了非常激進的舉動,那是因為它確實如此。
但需要考慮現實背景。最近的事件削弱了關於全球化的樂觀態度,這種觀點長期以來主導著西方政策。現在很明顯,儘管全球一體化,但仍然存在危險的劣行者——相互依存有時會助長這些劣行者。但它也為好的行為者提供了方法,限制劣行者的傷害能力。拜登政府顯然將這些教訓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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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不該如此。戰後世界貿易體系的出現,以及它對保護主義的限制和一波波關稅削減浪潮,一定程度上是出於貿易促進和平的觀點。這是羅斯福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的堅定信念,他可以說是該系統之父。歐盟起源於1951年的煤鋼共同體,該共同體的建立有著明確的目標,即通過將歐洲工業聯合起來使戰爭成為不可能。
後來,德國在「Wandel durch Handel」(通過貿易改變)理論下促進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聯繫——通過貿易改變——該信條堅稱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將促進民主化和法治。
顯然它沒有奏效。俄羅斯由殘暴的獨裁者領導,他入侵了烏克蘭。中國似乎在政治上倒退,回到了反覆無常的一人統治。
全球化非但沒有迫使各國和睦相處,似乎反而為國際對抗開闢了新前線。
三年前,國際關係專家亨利·法雷爾和亞伯拉罕·紐曼發表了一篇有先見之明的論文,題為《武器化的相互依存:全球經濟網路如何塑造國家脅迫》。在傳統的貿易戰中,各國試圖通過限制別國進入市場來施展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已經不再是這樣了。相反,經濟實力來自限制其他國家獲得關鍵商品、服務、金融和信息的能力。
這種新形式的實力大部分掌握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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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並不是唯一可以施加經濟壓力的角色。在戰場上失利的俄羅斯正試圖通過切斷天然氣供應來敲詐歐洲。但美國及其盟友在扼殺俄羅斯獲取關鍵工業和資本貨物方面的早期成功,是烏克蘭戰爭經濟方面的一大意外之喜。俄羅斯的進口已經開始恢復,但制裁可能對普丁的作戰能力造成了重大打擊。
這讓我想到了我們可以稱之為關於全球化和國家安全的拜登學說。
上週,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發表了相當驚人的講話,呼籲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採取旨在保護國家安全的產業政策。她譴責中國「國家指導的產業主導政策」,並宣稱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效率提升「不能以進一步削弱我們的供應鏈(和)加劇高風險依賴為代價」。同一天,拜登政府宣布了針對中國的新出口管制措施。突然間,美國對全球化採取了更為強硬的立場。
是什麼在推動這一政策變化,我沒有任何內幕消息,但它似乎既反映了對全球危險的新認識,也反映了對美國經濟實力行使能力的信心增強。
一方面,貿易顯然沒有促進改變。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已經或曾經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它還試圖征服鄰國,並正在犯下可怕的戰爭罪行。中國入侵台灣將是嚴重的自我毀滅;這並不意味著習近平不會嘗試。
另一方面,制裁俄羅斯的早期成功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的體現。因此,早些時候美國對中國公司華為實施制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中國沒有反擊,似乎證實了在技術方面,美國仍然擁有「升級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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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讓你緊張嗎?它理應如此。但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這是一個危險的世界,我不能責怪拜登政府轉向強硬——真正的強硬,而不是其前任裝扮出來的男子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