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薩爾曼·拉什迪與著名文化界人士一起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譴責日益「狹隘的氛圍」,並警告說「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是自由社會的命脈,但現在日漸受到制約」。自1989年以來,拉什迪一直是這樣一種宣言的化身,當時伊朗最高領導人阿亞圖拉·魯霍拉·何梅尼下達追殺他的命令,使他被動地成為言論自由的象徵。
這封信於2020年6月發表於《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當時種族正義的抗議剛剛席捲美國。該信引起了強烈反對,有人認為它體現了一些思想倒退者的優越感和對批評的過分敏感——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簽署該信的是「有錢的傻子」。
這種反應讓拉什迪感到沮喪,但並不驚訝。「這樣說吧:在糟糕的年代為我挺身而出的那些人現在可能不會這樣做了,」他在2021年告訴《衛報》。「受到冒犯本身被認為是一種正當的批評,這已經是個日漸被接受的觀念了。」
拉什迪上週五在紐約西部的一次文學活動中遇襲,在講台上身中約10刀,許多人想知道,30多年前為回應他的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而頒佈的教令是否已經以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遲來的方式得到了執行。
廣告
作家們迅速譴責了這次襲擊,英、法、美等國領導人也是如此。但這次襲擊幾乎以同樣快的速度成為21世紀關於言論自由、自由價值觀和「取消文化」的激烈辯論的最新熱點。
週五,英國專欄作家凱南·馬利克在BBC《新聞之夜》(Newsnight)上表示,儘管拉什迪的批評者「輸掉了這場戰鬥」,但他們「贏得了這場戰爭」。
「小說《撒旦詩篇》繼續在出版,」他說。但「他們聲稱的核心論點——即冒犯某些人、某些群體、某些宗教等是錯誤的——已經變得更加主流。」
「在某種程度上,」他說,「你可以說許多社會已經內化了這個追殺令,並在我們談論彼此的方式中引入了某種自我審查。」
美國作家大衛·裡夫在Twitter上表示,如果《撒旦詩篇》是在今天提交出版,將會與「敏感讀者」發生衝突。「作者會被告知——就像教令所說的那樣——語言即暴力,」他寫道
成為言論自由擁護者的拉什迪在美國筆會贊助的聯合國國際作家聚會上。
成為言論自由擁護者的拉什迪在美國筆會贊助的聯合國國際作家聚會上。 Beowulf Sheehan
當《撒旦詩篇》於1988年出版時,圍繞言論自由的戰線並不像某些人記憶中的那麼整齊。這部小說虛構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人生故事,其描寫冒犯了許多穆斯林,被一些人貼上了褻瀆的標籤,還在世界各地引發了有時涉及暴力的抗議活動,包括在印度——1989年孟買警方向穆斯林示威者開槍後,至少十幾人死亡。孟買是拉什迪的出生地。1947年,他出生在那裡一個富裕的自由派穆斯林家庭。
在西方,對拉什迪的辯護並非鐵板一塊。前總統吉米·卡特1989年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譴責了追殺拉什迪的教令,但指責拉什迪「詆毀」先知穆罕默德和「誹謗」古蘭經。
廣告
英國作家羅爾德·達爾稱拉什迪為「危險的機會主義者」。英國小說家約翰·伯格建議拉什迪撤回這部小說,以免它引發「一場20世紀特有的聖戰」,危及那些「既沒有寫這本書也沒有讀這本書」的旁觀者。
與此同時,穆斯林世界也發出一些辯護。埃及小說家納吉布·馬福茲認為這本書具有侮辱性,但簽署了一封信,捍衛拉什迪的出版權。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敘利亞知識分子薩迪克·賈拉拉勒-阿茲姆指責西方自由主義者居高臨下地看待穆斯林。
「也許西方根深蒂固但並不聲張的假設仍然認為,穆斯林根本不配擁有嚴肅的異見人士,不配擁有這樣的人,而且最終也沒有能力產生這樣的人,」他寫道。
1990年,拉什迪發表了一份措辭謹慎的道歉聲明,徒勞地試圖解除教令(他後來後悔這樣做)。在該教令下達後的幾年裡,拉什迪一直在倫敦,生活嚴密的安保之下,而他的幾名翻譯和出版商遭到了襲擊,其中一些是致命的。
1998年,在伊朗政府宣布不再支持該教令之後,他搬到了紐約,在那裡成了文學界和社交圈的常客,頻頻出現在派對、活動和媒體上,包括客串出演《消消氣》(Curb Your Enthusiasm),在該劇中就「教令性愛」向同樣與阿亞圖拉存在過節的拉里·戴維提供建議。
但是,教令(它從未被正式廢除)的重要性似乎逐漸減弱之際,有關言論自由的討論發生了轉變,尤其是在美國。隨著年輕進步人士越來越多地批評言論自由原則經常為仇恨言論提供掩護,攻擊性言論屬於「暴力」的概念越來越流行。「言論自由」成為保守派的戰鬥口號,他們把它作為反對自由派的武器,指責自由派想要審查異議。
廣告
2015年,美國筆會決定向法國諷刺雜誌《查理周報》(Charlie Hebdo)頒發勇氣獎,這讓圍繞言論自由的緊張局勢變得更加明顯。該雜誌在法國穆斯林恐怖分子襲擊其辦公室並殺害12名工作人員後繼續出版。
由於對該獎項的擔憂,六名作家放棄了主持該筆會年度晚會的機會,理由是該雜誌宣揚種族主義和恐伊斯蘭情緒。140多名著名作家隨後簽署了一封信,抗議這一獎項
拉什迪對抗議活動的反應很直率。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我希望永遠沒有人找他們麻煩。」在Twitter上,他用髒話稱呼退出的六名作家(其中有幾個人是他的好朋友),還說他們是「六個在尋找點個性的作家」(此處為意譯。原文取用了路伊吉·皮蘭德婁的劇作《六個尋找劇作家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並做了反轉,可直譯為「六個尋找劇中人的劇作家」。——譯註)。
上週的襲擊事件發生後,許多作家和世界領導人紛紛表示聲援拉什迪。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稱讚他是「自由和反對蒙昧主義」的化身,反對「仇恨和野蠻勢力」。
2015年,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的12名工作人員被殺。拉什迪尖銳地批評了反對美國筆會計劃授予倖存員工「表達自由勇氣」獎的同行們。
2015年,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的12名工作人員被殺。拉什迪尖銳地批評了反對美國筆會計劃授予倖存員工「表達自由勇氣」獎的同行們。 Dmitry Kostyuko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4歲的紐澤西州男子哈迪·馬塔爾當場被捕,被控二級謀殺未遂和持械傷人。執法官員沒有公開說明襲擊的動機。拉什迪的家人說,襲擊給他帶來了「改變人生的傷害」。
但在文學界,一些觀察人士發現,在某些領域,有些人不願具體說出多年來一直在針對拉什迪的那些勢力。
廣告
《哈潑斯雜誌》公開信的組織者之一、作家托馬斯·查特頓·威廉斯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許多作家的回應給他帶來觸動,並且對「自2020年夏天以來主導著有關正義和壓迫的對話的許多聲音」在此事上「較為平淡的反應」感到震驚。
週五襲擊事件後,他在Twitter上寫道:「言論不是暴力。暴力才是暴力。這種區別永遠不能被淡化或遺忘,即使當我們在為一個我們認為受壓迫的群體發聲時。」
但一些與拉什迪關係密切的人表示,他們不希望急於用這次襲擊為高度政治化的言論自由辯論提供素材。在接受採訪時,英國出生的小說家哈利·昆茲魯拒絕就拉什迪在改變言論自由辯論中的作用置評。昆茲魯說,他在印度面臨四起獨立的訴訟,起因是他在2013年參加了《撒旦詩篇》的公開朗讀。
他說一來他此時的心情還很亂,二來也因為言論自由「被那些實際上沒有真正致力於此的人用作武器」。
拉什迪雖然竭力發聲,但他「從來不想成為一個象徵」,昆茲魯說,他說,許多人提到「這位富有創造力的、風趣的作家」只能想到「這個可怕、陰鬱的威脅」,這是一種駭人聽聞的諷刺。
拉什迪的另一位密友、墨西哥小說家瓦萊裡婭·盧塞利對網路對話如此迅速地轉變為政治表示失望——「儘管薩爾曼肯定會在那裡戰鬥,」她笑著說,「並且捍衛自己的觀點。」
廣告
一些參與討論的人則說,這是一個太過重大且關係到自身的問題。襲擊發生後,伊朗裔美國作家羅亞·哈卡吉安週六在Twitter上發出抨擊,認為美國政府官員沒有做出迅速的譴責,2019年她曾收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提醒,稱她已成為伊朗的目標。
(週六,拜登總統發表聲明,譴責這次「惡毒」的襲擊,稱讚拉什迪是一個「根本的、普世的理想」的象徵。週日晚間,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發表了一份措辭更為尖銳的聲明,這是美國政府官員首次提到伊朗。)
在週日的一次採訪中,1984年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的哈卡吉安說,拉什迪這件事的核心是「我們作為作家、小說家、思想家應該能夠放心地在我們的作品中充分探討任何我們想探討的問題——這包括伊斯蘭教。」
但是「沒有人這麼說,」她說。相反,「人們只是在口頭上支持言論自由。」
美國作家阿亞德·阿赫塔爾在最近的自傳體小說《國土輓歌》(Homeland Elegies)中,反思了《撒旦詩篇》爭議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穆斯林讀者和作家的複雜含義。
在週日的電子郵件中,現任美國筆會主席的阿赫塔爾說,對拉什迪的襲擊「提醒我們,言論的『傷害’和言論自由對我們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樣重要的」。
「我們可以明確言論會造成傷害,這沒有錯,」他說,「但正是在薩勒曼身處的困境最終發展到這可怕的高潮時,我們看到,思想自由和表達這種思想的自由具有最高價值和絕對核心地位。」
阿赫塔爾說,對很多人來說,為拉什迪和《撒旦詩篇》辯護可能很容易。但這種辯護也「必須適用於與我們意見不那麼一致的地方,以及與我們牽涉較多的地方」。
「這就是它的涵義,」他說,「如果我們要把它作為原則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