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污染难民”这个词是在20多年前住在墨西哥城的时候。我的家庭办公室坐落在一个开满玫瑰和九重葛的花园里,但它被笼罩在无尽的灰霾之中。当时这座城市的空气存在严重的铅、臭氧和其他化学物质污染,以至于烟雾中时不时有死鸟从天而降——而我得上了打完篮球就咳嗽气喘的毛病。来到这个城市一年多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难得的蓝天,我第一次看到一座白雪皑皑的火山高高耸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真是难以置信:高达17694英尺(约合5393米)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一直都矗立在那里。第二天,烟雾又回来了。在离开之前,我只再见到过那座火山一次。
那是1990年代的事,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另一座重要的首都新德里的官员们也开始预见到,他们的城市将会出现空气污染危机,它对公共健康的威胁迫在眉睫,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1997年的一份政府白皮书确定了罪魁祸首(车辆尾气和工业排放),并扼要地说明,为避免遭到当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墨西哥城那样烟雾弥漫的命运,新德里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但是,墨西哥首都领先了一步。在后来的20年里,墨西哥城的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交通,关闭燃煤工厂,强制使用清洁燃料和催化转换器),减少了50%以上的污染。如今,能看到波波卡特佩特山已经不再是一种惊喜。
德里的行动计划也敦促实施类似的长期政策,但是几乎没有几条方案得到执行。时隔20多年后的这个冬天,笼罩在印度首都的毒气沼泽已经如此浓密,就连德里的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凯杰里沃(Arvind Kejriwal)也批评这里,说他管辖的这个地区是“毒气室”。他指责临近地区季节性的焚烧农作物残茬造成了有毒的灰霾;而另一些人则谴责过于拥挤的首都周围的13座火力发电厂。去年11月,德里的污染水平一度到达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水平的20倍,该市使用直升机驱散雾霾的计划则被叫停——因为烟雾令直升机无法起飞。政府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学校停课、关闭炉窑和工厂、卡车禁行。在德里的某座公园,一座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的塑像似乎已为眼前的斗争做好了准备:反污染运动人士为圣雄戴上了防毒面具。
12月初的一场有电视直播的板球测试赛上,一名因烟雾导致不适的斯里兰卡球员弯下腰在草坪上呕吐,在举国沉迷板球的印度,没有什么比这一幕更能吸引关注了。虽然在当天的比赛中,印度的表现优于对手,但是污染却为这场三度延期的比赛蒙上了一层(真正意义上的)阴影。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驻德里的研究人员桑托什·哈里什(Santosh Harish)说,该事件是一个“警钟”。
广告
从工业时代煤炭燃料出现开始,空气污染便被视为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正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书中所写,在19世纪的伦敦,掺着煤灰的“雾”似乎导致了“太阳的死去”。在美国工业重镇匹兹堡,烟尘常年不散,19世纪的一位作家不禁把那里比作“地狱的盖子打开了”。当时,这些工业城市的居民对吸入煤灰和烟雾的危险一无所知。事实上,很多伦敦人以“豌豆汤”般的空气为荣,认为它是进步和繁荣的象征。
近年来,北京一直是被空气污染困扰的城市的象征,这个庞大的经济体频频陷入烟雾之中,以至于得到了“空气末日”的称号。现在,这个名声已被传递给了印度。位于德里的科学与环境研究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的研究员奥斯曼·纳西姆(Usman Nasim)说,在过去两年里,德里的污染水平只有八天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而且,德里很可能还不是印度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最近的数据显示,另外四个印度城市的平均PM2.5水平比德里更高,PM2.5是空气中的一种微粒,对人体尤其有害。
旧的逻辑认为,污染是进步的代价,如今,即使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观念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仍然依赖煤炭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解决空气污染需要极大的政治意愿与大量金钱。关闭制造污染的工厂、清理工业、转向可再生能源,这些举措最初可能会抬高生产成本,阻碍经济增长。但是研究人员发现,从长远来看,污染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可能更大。污染不仅损害国家形象,还会损害吸引人才、游客和投资者的能力;空气污染会导致卫生支出严重增加、劳动力损失、农业活动受损和人口过早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印度和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分别造成近百万人死亡。)据世界银行估计,空气污染每年从印度经济中至少消耗了价值550亿美元的劳动力产出。
环保人士希望,这样的经济讯息将推动印度最终超越其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和脆弱的政府机构,解决普遍污染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迹象都令人充满希望。印度前环境部长否定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他称之为“具有误导性”,该报告将印度的30多个城市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0个城市之列,他还否认了一项认为空气污染与死亡率相关的科学研究。
Illustration by Tim Enthoven
看看印度和中国如何处理污染危机,就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哪种政府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即使在印度,环保人士也为中国动员其官僚机构的能力感到惊讶。但现实更为复杂。中国的污染危机是在30年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压制信息和公众舆论的一党制封闭体系中恶化。2012年,美国大使馆无视北京的抗议,继续实时分享自己的空气质量监测器上的污染数据,这被视为近乎革命性举动。我一家人曾在北京住了四年,当时每个冬天的早晨都是在碰运气:湛蓝的天空,或是世界末日般的雾霾。我的儿子们知道,如果他们看不见我们家对面100码外的建筑,学校就会停课。对他们来说,雾霾天就像下雪天,只能呆在室内——呆在空气净化器旁。
那么,中国为何在2014年突然宣布“向污染开战”的呢?除了有毒雾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经济放缓,对煤炭严重依赖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强烈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忍无可忍的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因素。据中国环境保护部估计,2010年的污染造成了约22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尽管遭到来自行业和地方政府的抵制——中国毕竟不是铁板一块——但该国关闭了许多高耗煤企业,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建立了密集的空气监测站网络,曝光了成千上万名违反环保法的官员。这些都很好,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努力集中在中国的示范城市北京的周边地区。
广告
在德里,政府在板球事件几天后提交了新的反污染计划。“到最后,问题永远是:它能执行吗?还是会再次沦为相互指责的游戏?”纳西姆说。在最近的危机中,在2016年底严重污染后制定的应急计划基本没有实施。“每年都在发生同样的循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环境健康教授迈克尔·布劳尔(Michael Brauer)说。“在某个阶段,德里将不得不把空气污染作为一个需要长期解决方案的长期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季节性事件。”
未来几年,污染仍将困扰亚洲这两个最大的首都。今年冬天,当德里最严重的雾霾消退之时,《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的标题写道:“空气质量非常差——这是个好消息。”而北京,在又一轮危险的雾霾中迎来2018年。三年前,我和家人离开那座城市去了上海,那里的空气虽然也很脏,但对我们孩子的肺稍好一些。几个月前,我们离开了中国,前往一个更干净的亚洲城市,在这里,我们每天早晨在窗外凤凰木上的热带鸟类的歌声中醒来,高兴地自称“污染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