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拜登總統說，他沒有聽到美國盟友對於從阿富汗的混亂撤軍和政府垮台提出批評。但至少在歐洲，強烈的批評不絕於耳。

來自英國、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的官員抱怨說，儘管拜登承諾進行磋商，但在阿富汗問題上更多是發號施令而非對話。週二，在七國集團領導人之間的緊急影片電話會議中，他可能會聽到更多的抱怨。

繼美國早些時候在利比亞和敘利亞——更不用說伊拉克——的失誤之後，這次在喀布爾的一敗塗地讓一個自冷戰結束以來一直困擾北約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該問題早在川普上台之前就已出現：北約聯盟以美國為首，歐洲緊隨其後的運作方式，是否會發生重大轉變？

英國首相鮑里斯·強生(Boris Johnson)表示，他將在七國集團通話期間要求拜登在本月底的原定截止日期後保持喀布爾機場為撤離航班開放，這一次，拜登似乎可能會同意。

但盟國提出的「基於情況的撤軍」要求遭到拜登的拒絕，拜登堅持——也許有點過於倉促——為撤離阿富汗設定一個嚴格的最後期限。一名北約高級大使說，沒有一個國家站出來說不。

在經歷了川普任期的創傷後，拜登上任時有機會重新回覆與歐洲的關係。雖然他在貿易和氣候變化問題上說了所有該說的，但阿富汗的一地雞毛讓許多歐洲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他們不能依靠美國來照顧他們的安全利益——無論白宮由誰主導。

華盛頓將外交政策重點轉嚮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只會加深他們的焦慮。

拜登6月參加北約峰會期間，在場的一名官員後來說，捷克共和國總統米洛斯·澤曼(Milos Zeman)稱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是「背叛」。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向他表示了感謝，並繼續美國偏愛的挑戰中國的話題。

北約盟國知道他們無法取代美軍，或在沒有美軍的情況下繼續留在阿富汗，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將撤軍事宜交給了華盛頓。北約沒有撤離協調計劃，塔利班的迅速勝利讓所有人都感到驚訝和尷尬，北約主要官員在休暑假，美國大使也沒有到位。

有些變革的呼聲似乎比過去更加嚴厲。希望接替安哥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擔任總理的德國保守派人士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稱，美國撤軍是「北約自成立以來經歷的最大災難」。

歐盟外交事務負責人何塞普·博雷利·豐特列斯(Josep Borrell Fontelles)告訴歐洲議會，撤軍是「對阿富汗人民、西方價值觀和信譽以及國際關係發展的災難」。

在川普新上任時迫不及待成為第一位會見他的外國領導人的英國前首相德蕾莎·梅(Theresa May)，在議會中問道：「我們的情報真的那麼差嗎？我們對阿富汗政府的了解就這麼不足嗎？我們對當地是否缺乏了解？或者我們只是覺得我們得跟隨美國，說不定到時候一切都會好起來？」

2004年至2009年擔任北約秘書長的夏侯雅伯(Jaapde Hoop Scheffer)表示，歐洲對拜登的批評非常準確，但也有些無關緊要，因為「我們歐洲人已經沉迷於美國的領導地位了」。他說，鑒於中國的崛起，「我們所知道的跨大西洋關係將再也不是以前的樣子了」。

他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阿富汗應該成為歐洲的一個教訓。美國對中國的關注意味著歐洲人必須「發展在軍事和政治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並且「應該認真思考如何為我們自己的國防做些什麼，並投入資金來實現這一目標」。不過，他也補充道：「不幸的是，我們現在離這一點還很遠。」

儘管人們再次呼籲歐洲行動獨立和「戰略自主」，但一些人說，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會有很大改變。

「歐洲人非常憤怒，但別無選擇，所以我對此持保留態度，」荷蘭研究機構克林亨達爾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雷姆·科特韋格(Rem Korteweg)說， 「每當事情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發展時，就像是在重複歐洲人的魔咒，」他說。但波士尼亞和利比亞的戰爭表明，「沒有美國人，歐洲人成不了大事。」

要改變這一局面，需要政治意願和納稅人的錢，而歐洲領導人幾乎沒有提供這些東西的跡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同意在2024年之前將2%的國內生產總值用於國防，但要讓這些成員國做到這一點，已經非常困難了。即使拉舍特所在的德國支出有所增長，該國國防支出也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53%。

「談論歐洲戰略自主權很好，但要做什麼？」科特韋格問道。「在沒有美國人的情況下，我們想解決什麼問題？在什麼問題上我們不希望他們領導？還是說，歐洲自主權是一種保護我們自己的一種方式，可以不受龐大糟糕的外部世界、移民流動和中國經濟脅迫的影響？」

在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領導「未來歐洲倡議」(Future Europe Initiative)的法國人本傑明·哈達德(Benjamin Haddad)看來，這場辯論強化了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呼籲——通過與北約合作，建立更自主的歐洲防務能力。

但他對此持懷疑態度。「歐洲對川普做了損害控制，等待他下台，」哈達德說。「現在，歐洲有一點震驚，很明顯，川普時代並沒有如我們預期的那樣，為歐洲人敲響警鐘。」

哈達德並不擔心華盛頓會違背其對北約集體防禦的承諾。「但這向歐洲發出了一個信息，那就是美國無意干預可能影響歐洲的鄰國衝突，」他說。

瑞典國防分析人士、大西洋理事會北歐事務主任安娜·威斯蘭德(Anna Wieslander)認為，從阿富汗撤軍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表明北約將再次轉向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競爭，強調威懾力、復原力、虛假信息和氣候變化等問題。

她說，歐洲盟友也厭倦了阿富汗，在那裡，反恐戰爭與促進民主、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革交織在一起。「但北約不是一個發展援助組織，」她說。

她說，撤軍的失敗將重新引發戰略自主的爭論，但最好的結果將是「北約的歐洲支柱」通過大量投資，能夠提供一些戰略空運、監視、偵察、指揮和控制，而現在只有美國能提供這些。「如果我們想要更多的能力，把更多負擔分擔出去，」威斯蘭德說，「這可能是一場有用的辯論，儘管代價高昂。」

倫敦國家管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ecraft)的國防分析師朱利安·林德利-弗倫奇(Julian Lindley-French)說，儘管「過去20年裡歐洲在阿富汗的努力很弱」，但歐洲正在做出很多「有益的信號」，大多數盟國都用謹慎的交戰規則限制自己的行動。

「歐洲的軟弱，」他還說，「實際上是歐洲的孤立主義。」

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外交和國防政策研究主任科瑞·舍克(Kori Schake)警告稱，歐洲對混亂的撤軍感到不滿是嚴肅的，但可能會自食其果。

「我同情歐洲的焦慮，因為他們依賴美國來保證自己的最終安全，但也因為這引發了對拜登判斷力的重要質疑，」舍克說。

北約盟國「在阿富汗與我們並肩作戰了19年，美國似乎對這一長期努力不夠感激」，她說。「但我擔心，歐洲的抱怨會引發美國的反彈，因為他們本可以做得更多。」

舍克說，儘管美國人「可能會對我們放棄後將發生的事情感到羞恥，但我們那些歐洲朋友大聲抱怨我們的失敗，這不太可能讓美國人對歐洲的關切和利益做出更大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