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曾經的喀布爾，告別一個希望的時代
阿富汗喀布爾——在塔利班進入喀布爾、讓20年來建設民主阿富汗的征途陷入恐懼和不安之前的幾個小時，我走出父母家門，乘公車在這座城市兜圈。這不是外出報導。這是我的個人探索。
8月15日早上，我一覺醒來，感覺我這代人所熟知的喀布爾就要看不見了。塔利班佔領了一座又一座城市，速度之快讓我那些報導這場戰爭的同事都跟不上了。隨著戰局變化，首都的結局只有兩種可能：在挽救當權者的頑抗中再次淪為一片廢墟；或是落入極端分子之手，他們上次掌權時曾實行壓迫統治，剝奪了人民一些最基本的自由。
塔利班政權在2001年被推翻時，我還是個孩子。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飽受內戰創傷的首都廢墟也被注入了新生。多年來，全世界都覺得它似乎向我們許多人敞開了大門，儘管背後還有一場日益血腥的戰爭，以及對政府腐敗失調會讓一切朝著不祥之處滑落的擔憂。
如今，在喀布爾另一次權力更迭前夕，我暫別自己在《紐約時報》新德里分社的職務，再次回到了這座城市，探望家人與同事。我知道——這裡的每個人也都清楚——希望的時代即將結束，不管那希望有多少參差和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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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日子裡，世界都將把目光聚焦在這個小國最近發生的災難上，此前卻對它每天都在上演的殘酷殺戮幾乎視而不見。鏡頭將對準聚集在喀布爾機場裡期待著撤離飛機（不論前往何處）的人群；對準機場外圍的血污，人們在那裡拿著文件等待救援，直到恐怖分子的炸彈奪走了多達170條生命。
那些在飛機上找到座位的人突然變成了遠方的流亡者。而留下來的人，則流亡在我們自己的街頭。
但在這一切發生前，我想最後一次看看我們的城市——看看它曾經的樣子。
在距我們家不遠的一處主要環島路口，有一家霓虹閃爍的街角小店，夏天製作手工冰淇淋，冬天賣炸魚；在店門旁邊，有人正在一輛婚車上裝飾鮮花。不管是戰爭還是和平，婚姻都在繼續。
在高聳的防爆牆後面的一條狹窄人行道上，社區分局的警官們正在進行最後一天的值守，其中一人將訪客簿放在了桌上的一個頭盔旁。牆的這一邊，一位穿著橙色連體服的市政工人對著他那輛收集垃圾的腳踏車前燈上的塑料花自言自語。他將花固定好，一直對它們說話。
在貨幣兌換點，交易很少但詢問很多：今早的美元兌換率是多少？那人鸚鵡學舌般重複著同一個答案——貨幣在一天內貶值了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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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輛開往市中心的公車上找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前面有別的乘客，整座城市的不安包圍了我們。有人拿著文件，有人划著手機。一位八年級學生緊緊抓著他的地理課本——那是他暑期測驗的最後一門課。
在倒數第二排的座位上，一位中年男子擺弄著他的老款諾基亞手機，不停地打電話。逃離其他省份最後一段激烈戰鬥的難民仍在湧入喀布爾，他在給親友打電話，表示願意接待他們。
「樓上兩個房間還是空的，」他對一人說，堅持讓他帶家人一起住，就跟另外兩位朋友一樣。「當然，當然——只要你需要，為你做什麼都行。」
公車上的每個人似乎都很緊張，沒過多久，情況就失控了：後排的一個年輕人暫時拉下了他的外科口罩（唯恐我們忘記了新冠仍在尾隨），往嘴裡塞了一撮煙草。
打電話的人看著他，忍不住說了兩句。「這對你的健康有好處嗎？」他指著煙草說。
年輕人盯著他，什麼也沒說，然後戴上了口罩。但他身邊的人，一位名叫扎比胡拉(Zabihullah)的律師插了句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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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都還沒進喀布爾，你就開始監管別人的行為？」他對那位中年人說。
然後就是激烈的爭吵，吵到了所有問題：腐敗、民主、失敗與改變。
年長的男人說，塔利班至少可以終結盜賊統治，還有他所謂的社會「惡俗」，並帶來秩序。年輕的律師失去了理智。
「你認為過去20年唯一的結果就是惡俗？」他說。「我也是被過去20年塑造的人。你覺得我是惡俗？」
年長的乘客試圖糾正自己的說法，增加更多複雜性，但律師並不肯退讓。
「如果你認為塔利班會奉行真正的伊斯蘭教，那你就錯了。我可以跟你爭論整晚，用證據告訴你，他們奉行的是塔利班主義，而不是真正的伊斯蘭教，」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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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電話的男人回到自己的座位，低聲咕噥道：「跟你爭論也沒用。」
路上堵車的時候，我和律師下了車，一起散步。他正在為成為一名法官準備最終考試的材料。他完成了兩年學業，那相當於一個競爭激烈的碩士學位——他說差不多有1.3萬人申請300個名額。此外，他還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承襲了行將消亡的葦墨書法傳統。他給我看了手機上的作品樣本。
「20年的努力，全部付諸東流，」在我們告別時，他這樣說。
作為喀布爾交通最繁忙的環島之一，阿富汗人環島依然熙熙攘攘。
「新鮮的蘋果汁，新鮮的蘋果汁！」一輛手推車上的喇叭喊道。「嘗一嘗，提神醒腦！」
「拉什卡爾加的西瓜！拉什卡爾加的西瓜！」另一個喇叭叫賣道，拉什卡爾加是以水果聞名的南方城市。經過數週的汽車炸彈、空襲和家門口的巷戰，它已在三天前落入塔利班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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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塔利班進入喀布爾仍只是一種可能。但事情發生了迅速的變化。
當我拐進通往外交部的狹窄街道——在一個有購物中心、政府辦公樓和許多權貴宅邸的街區，引擎的轟鳴聲帶給我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恐慌感。為貴賓們準備的車輛在路上顛簸著，其中大部分都是防彈車。
他們很可能是根據我們還沒有得到的信息採取行動的——包括總統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在內的政府高層已經逃離，帶走了本可以把塔利班武裝分子擋在城外進行有序交接的最後希望。
當車輛轟鳴而過時，成群結隊的行人緊貼著街道兩旁高大的防爆牆行走。他們手裡攥著文件，有急事要辦——最後一次前往銀行，拚命尋找外國簽證。他們幾乎是機械地一直向前涌，當然，他們知道現在這樣忙活是徒勞的，塔利班就要來了。
在塔利班開始湧入這座城市之前，我的最後一站是「切片」咖啡館和麵包房。
平日裡，這裡會擠滿年輕人，他們在戰爭初期從傳統的綠茶轉向多種能量飲料後，現在已經將咖啡作為滿足他們需求的最佳選擇。在這裡，你能看到政治辯論、約會和隔空調情、下班後的棋局，或者只是一個歇腳的機會。
咖啡館裡空無一人，只有一桌坐著兩個女人，都是醫學院的大四學生，還有一桌是一個已是執業醫生的女人和她的兩個孩子。這位醫生說，她丈夫住在國外。現在她想的是，如果塔利班進入這座城市，重新建立他們的舊規矩，在沒有男性陪伴的情況下，她該如何處理每天的食品雜貨採買和照料孩子們的日常所需。
「我從來都不喜歡看新聞。但在過去的幾週裡，我拿著手機，不停地滑動螢幕，看下一個被攻陷的是哪個省。頭頂上的直升機加劇了我的恐懼，」一名22歲的醫學生說。「大學取消了今天的考試，因為在過去的兩三門考試中，每個人都考得很差，無論如何，沒有人為考試做好了準備。」
到了下午早些時候，越來越明顯的是，政府已經崩潰，總統和他的隨從也已經離開了。從謠言四起、人們蜂擁回家、不敢回頭看塔利班到達的方向中都能看出端倪。街上的人越來越少。
人們迅速行動，試圖找到安全的地方。一個奇怪的巧合是，他們會匆匆路過阿舒拉節前夕充滿哀悼氛圍的街邊紀念。阿舒拉節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孫子殉難的日子。街上到處是槍聲、超速行駛的車輛，甚至坦克，沒有人知道這都是誰的。塔利班後來說，這一權力真空期讓他們不得不進入首都以阻止無政府狀態，而不是等待一個更漸進的過渡。
在此後的日子裡，喀布爾一直充滿矛盾，它在很多方面都讓人想起了上世紀90年代的塔利班統治，不管他們公開聲明的語氣有多溫和。
一方面，輕微的犯罪減少了，走在街上感覺更安全了，塔利班還在吹噓：在機場之外，戰爭造成的傷亡——不久之前每天有50到100人被殺害——現在已經接近於零。
另一方面，也有些場面讓世界為之揪心。年輕的阿富汗男子在抓住美國撤離飛機後墜亡。成千上萬的阿富汗家庭聚集在機場外，希望在西方撤離的最後幾天能得到救援。另一場自殺式爆炸的大屠殺，以及即將到來的混亂——即使對塔利班來說也是如此。
許多人，包括那些拚命試圖逃離的人，都感受到了來自塔利班的直接威脅。但這也關乎更大的事情：這關乎人民對國家的放棄。
在經歷了40年的暴力，以及如此多次的虛假希望和誤導人心的平靜之後，籠罩在許多阿富汗人心中的是絕望：他們擔心這一次不會有什麼不同，除非情況變得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