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塔利班指挥官用枪炮夺取权力时,3800万阿富汗人只能屏住呼吸,等着看他们最新的征服者将如何统治。
这种拿不准的态度在外国的首都——从华盛顿到北京——也很明显,但由于该组织在1996年至2001年上任期间的极端主义和暴行记录与其今天的温和承诺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这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历史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塔利班是现代历史上第六个(或第七个,看你怎么定义)接管国家的反叛组织。虽然没有任何两个反叛组织完全相同,但它们的统治方式已经出现了某些模式。
有些学会了有效治理,甚至实现现代化,还有一些则在混乱或重新爆发的战争中崩溃。有些执政后变得更加残酷,对臣民大肆宣泄,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安。还有一些则温和治理,但主要是为了寻求合法性和外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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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们似乎有一些共同点:
一种严密的官僚威权主义,尽管有时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专注于控制或胁迫被视为与旧秩序相关的社会元素,有时是通过令人惊骇的暴力。而且会寻求外国的支持和承认,以克服用枪炮夺取政权的激进分子所面临的被遗弃孤立的地位。
这些习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巩固权威。这几乎总是反叛组织的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往往明白,夺取政府大楼与成为执政政府不同。
内战学者泰伦斯·莱昂斯(Terrence Lyons)写道,这个长达数年的过程既是由胜利者对“战后合法性和巩固权力”的需求决定的,也是由“获胜叛乱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强硬、纪律严明和意识形态。
叛军的治理
1971年中国上海,毛泽东画像和赞颂文化大革命的标语牌。
1971年中国上海,毛泽东画像和赞颂文化大革命的标语牌。 Vittoriano Rastelli/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夺取政权的叛军往往会迅速将自己转变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政府:基于政党的威权主义。
想想曾经的反叛者、1949年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吧。他们紧密团结,内部等级森严,在官僚组织方面驾轻就熟,几乎不能容忍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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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组织选择这种模式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一个成功的反叛组织同时是一个政党、一个军事组织和一个企业,”莱昂斯博士在一篇关于反叛者如何治理的论文中写道。
在权力方面,反叛组织的纪律性和凝聚力往往使他们的政府比其他类型的威权主义更稳定、更务实,甚至可能寿命更长。
莱昂斯博士发现,即使他们声称代表民众解放,他们也倾向于表达“对民主的矛盾心理,甚至敌意”。他们在战争时期零和竞赛中的经验使他们将和平时期的竞争——选举、抗议、异议——视为一种威胁。
毛泽东掌权后,他曾邀请知识分子、记者和其他人批评新政府。但他显然对他们的批评大吃一惊,许多接受他提议的人被送进监狱或杀害。
尽管如此,虽然反叛政府的施暴能力可能很强,但多年来躲藏在村庄和山口的经历让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培养民众支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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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反叛组织执政后继续这种做法,尤其是那些代表特定种族或宗教团体的人,比如塔利班,他们可能希望让其他群体放心。
1986年占领乌干达的反叛军向旧秩序的支持者提供了大赦。1991年掌权的埃塞俄比亚激进分子在全国各地主持成立了“和平与稳定委员会”(peace and stability committees),试图表明他们打算代表每一个人。1994年,当图西族民兵在自己的族人遭遇大屠杀后控制了卢旺达时,他们承诺和解并建立一个泛民族团结政府。
这三个反叛组织都举行了选举——尽管主要是为了作秀,并在严格控制的范围内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
但毫无疑问:叛乱分子通常会以独裁者的铁腕牢牢抓住政权,警惕又多疑,害怕失去他们辛苦赢得的权力。
大清洗和大出逃
1959年,古巴革命的支持者在哈瓦那的旧总统府前示威。
1959年,古巴革命的支持者在哈瓦那的旧总统府前示威。 Gilberto Ante/Roger Viollet, via Getty Images
叛乱政府往往围绕着担心遭到公众拒绝、前政府的残余势力破坏甚至是来自内部的叛乱,来组织早期的统治。
作为回应,他们往往会寻求控制和胁迫,甚至会暴力清洗被视为与旧秩序结盟的整个社会阶层,这些阶层可能仍然对文化、经济和政府官僚机构存在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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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批行动就包括清除农村地主,这是一个被视为经济上强大的右翼群体。
他的势力抓捕了成千上万的人,并鼓励当地村民铲除残余势力。许多人被送到劳改营或当场被殴打致死。毛泽东估计死亡人数为200万,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死亡人数为20万。
在毛泽东的运动中,这样的暴力是不寻常的,但其规模并不罕见。
1959年上台后,古巴革命者明确表示,他们把主要支持旧政府的中上层阶级视为敌人。大约25万人逃离。他们的离去永久地改变了古巴社会。
塔利班表示,他们希望在阿富汗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并警告,如果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出逃,那就会出现“人才流失”。过去两周里,当数万人撤离时,该组织没有阻拦,但表示希望与留下来的人合作。
在冷战的极端时期,叛乱分子很容易赢得超级大国对大屠杀的支持;此后,叛乱分子已学会了迎合国际社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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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表现出了温和与包容,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却避免了战后最可怕的互责。
寻求认可
本周,在喀布尔机场,与记者交谈的塔利班成员。
本周,在喀布尔机场,与记者交谈的塔利班成员。 Jim Huylebroe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为了寻求合法性,说服国内民众和国外政府将其视为合法政府,统治者通常需要寻求社会和宗教领袖的公开承认,甚至包括战败者的承认。
在塔利班向喀布尔进军的报道中出现过这样的场景:当地领导人或铁腕人物欢迎塔利班,以示接受。
但反叛组织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国外。外国势力的承认可以带来合法性和援助——这对内战后的重建至关重要——并且避免被孤立的威胁。
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叛军领导人与西方外交官坐下来谈判,并承诺听从命令,尽管他们的军队仍在为夺取控制权而战。
塔利班的外交接触活动几乎是逢迎的,他们甚至对印度等长期敌对的政府也表示了赞扬。对于这个庇护基地组织的组织来说,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不容易。
还有一些国家可以说遭到了更冷淡的待遇。毛泽东的政府花了22年才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又花了几年时间才赢得美国人的承认。
这段经历很有启发性。尽管毛泽东掌管着一个世界大国,但叛乱者统治的固有弱点造成了对承认的深度需求,足以使他彻底改变其外交政策以获得承认。
面对国际社会的谩骂和潜在的毁灭性经济危机,塔利班的需求可能更大。
阿富汗学者巴尼特·R·鲁宾(Barnett R. Rubin)在今年春天写道,该组织“对获得认可和最终获得援助资格的追求,为其他行为体提供了一些影响该组织最重要的筹码”。
然而,中国政府只是按照世界要求的方式做出了改变。1972年,当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抵达北京时,他的东道主正在进行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清洗之一。他们叛乱者的天性和习惯依然存在。